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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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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
一名被称为“王维林”的年轻人试图阻挡坦克车队前进[1]
别名 天安门事件、八九民运、八九学运、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
参与者 大学生、工人、市民、军队、政府部门、政府官员及其他海外支援民运之人士
地点 中国北京长安街、天安门广场
日期 1989年4月15日-1989年6月4日
结果 军民冲突、天安门清场，运动遭驱散告终
六四事件，广义上是指从1989年的4月下旬开始，由北京学生和知识分子、北京市民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发起的一场抗议示威活动。随着事件发展，在全中国大陆都发生了类似的学生抗议运动。最终，以北京戒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北京，镇压抗议示威人士而结束。同年，世界其他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也频繁出现政治动荡；在狭义上，六四事件指的是1989年6月3日晚--6月4日，在北京发生的一系列政府军队镇压学生运动的流血事件。
胡耀邦的逝世成为了这次抗议示威的导火线[2]，北京各大高校学生为胡耀邦举行的悼念活动在数日内迅速演变成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在胡耀邦的追悼会当日，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群有数万之多。尽管缺乏一致的目标和统一的领导，但抗议群众普遍反对政府中存在的权威主义并提出了经济改革[3][4] 与政治民主化[4] 的诉求。除了出现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附近的抗议人群，全国其他一些城市也相继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抗议示威活动从4月15日开始至6月4日结束，共持续了七周时间。中国政府为结束示威活动，动用了军队镇压人群并引发了军民冲突，造成部份伤亡。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是：241人死亡（包括士兵），7000多人受伤；[5] 但中国红十字会和一些学生组织报告称有2000至3000人死亡。[5]
镇压结束后，政府展开了一系列打击活动，包括抓捕此次事件的相关人士，镇压全国各地的抗议示威，限制外国新闻社的采访活动，控制国内媒体的报道。很多曾公开对抗议群众表示理解和同情的党内人士遭到了批评，包括赵紫阳在内的一些高级官员遭到了软禁。
目录 [隐藏]
1 名称
2 简介
3 背景
3.1 运动的发起
3.2 学运酝酿期
4 八九学运
4.1 罢课潮爆发
4.2 四二二事件
4.3 四二六社论
4.4 短暂的缓和
4.5 五四70周年
4.6 绝食潮开始
4.7 赵紫阳下台
4.8 颁布戒严令
4.9 广场上矛盾
5 冲突与清场
5.1 木樨地附近
5.2 天安门广场
5.3 学生全撤走
6 六四清场后
6.1 舆论的耸动
6.2 中国各地区
6.3 大规模搜捕
6.4 逃亡与拯救
7 六四死难者
7.1 中国政府官方
7.2 民间与境外媒体
7.3 个人报道
8 世界各地的反应
8.1 华人地区
8.2 国际组织
8.3 亚洲国家
8.4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8.5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阵营
9 对中国的深远影响
9.1 事件定性
9.2 平反六四
9.3 经济改革
9.4 意识形态控制
9.5 政治演变
9.6 言论和行为管制
9.7 群众运动
9.8 香港的反应
9.9 不同看法
9.10 二十年后
10 相关影视书刊
10.1 中国大陆政府查禁作品
10.2 大陆部分出版
10.3 书刊
10.4 纪录片
10.5 歌曲
11 相关人物、组织
11.1 学生领袖
11.2 中共和政府领导
11.3 知识分子
11.4 其他人物
11.5 相关组织
12 参见
13 参考文献
14 外部链接
[编辑] 名称
普遍使用的名称还有“天安门事件”。“六四事件”尤指在1989年6月3日晚至6月4日凌晨发生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清场及军民流血冲突事件，清场过程被一些民运人士称为“天安门大屠杀”、“血洗京城”、“血洗北京”、“六四血案”、“六四屠城”等等。而“八九学运”、“八九民运”则统称由1989年4月至6月发生的整个学生运动，也称为“六四学运”、“六四民运”、“六四运动”等。中国大陆政府起初对此运动定调为“反革命暴乱”、“动乱”，后称之为“六四风波”、“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
[编辑] 简介
1989年4月，中共中央总书记、改革派领袖胡耀邦突然逝世。[6] 当时北京各大高校学生发起悼念活动，数日内迅速演变成大规模的游行，学生除了要求中共中央肯定胡耀邦“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亦提出反贪污，反官倒、解放报禁、增加教育拨款、并提出民主选举部分领导人等要求。[7]
中共中央初期对处理学潮并未取得一致看法，一方面《人民日报》在1989年4月26日发表四二六社论，将学潮定性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动乱”[8]，引发学生极强烈回响，号召更多学生返回广场，但另一方面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5月4日发表五四谈话，肯定学生热情，纾缓学生的不满。
5月13日学生发起绝食，学生情况广受报道，学运终于演变成全国各界大示威，中共领导层的矛盾亦日益突显，最终赵紫阳及胡启立等中共开明派领导人下台，北京实施戒严，解放军集结市郊。
6月3日夜间至6月4日凌晨，解放军开进北京城，与民众爆发严重流血冲突，抗议活动随镇压而结束，但余波未了。事后，全国展开大规模缉捕行动，赵紫阳所代表的开明派倒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形象受重挫，欧美多国向中国大陆实施不同程度制裁。中国大陆改革陷入困局，这种情况直到邓小平南巡和安排新一届领导上台才有所缓解，但终究未能消除派系矛盾，中国大陆短暂的自由气氛随之消失，政治改革停滞不前，自此中央加强对传媒、以至后来的互联网规管；事件亦在香港等地引发连串政治效应。
学运起端于对4月15日病逝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悼念活动，学生透过悼念表达对社会各种弊端的不满，并随着民众对反官倒、反腐败、自由、民主的呼声高涨，学潮最终漫延全国。期间北京城区实施戒严，但未能完全平息民间抗议，在各派系互相角力下。1989年6月3日晚，中共中央最终出动解放军进行驱散，并与北京群众发生冲突。
事后，中国政府继续抓捕这次事件的有关人士，包括学生、工人、知识分子及与军队正面冲突的群众。大批民运人士开始流亡海外，至今都未能回国；一部分普通参与者被抓捕及监禁、判处死刑，主要是因为烧军车，装甲车，杀死解放军。由于各种信息亦真亦假，政府从此长期封锁有关信息，以免造成思想和政局上的混乱。但正由于长期的信息封锁，六四事件令一定数量的中国民众及国家对中国大陆政府的负面形象日益加深，以致相当部分人对该政府甚为不满，处处与之为敌，中国领导人出访时经常受示威人士抗议。至今，各方对六四事件的看法没有取得根本性的一致，尖锐的争议仍然存在。
[编辑] 背景
参见：改革开放及资产阶级自由化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宣布改革开放方针，以求摆脱混乱、愚昧、贫穷。1985年，政府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召回私营企业中的公方代表，引入市场经济中许多观念，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有计划经济理论被弃守，国内思想走向多元。
1980年代，世界正处于冷战的最后阶段。1985年，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上台，推行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新思维运动，在社会主义阵营内产生广泛影响。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严防“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西方民主思潮，但社会已浮现不安情绪。
1986年12月中旬，安徽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学生发动大规模的要求民主选举和反贪的示威，示威后来扩散到上海北京等地高校。政府指控学生运动受人操控，指责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企图“否定社会主义”，“无非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出非法刊物，实际上是一种动乱。”学潮促使胡耀邦下台，几位党内主张民主化的学者如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被开除出党，为安抚俗称“左王”的保守派力量，李鹏得以接任国务院总理。这场运动被视为六四事件的远因之一。
从1988年底至1990年代初，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及全国人大会议已提出各种问题，包括通胀、粮食减产、工人骚动不安、失控的人口流动、贪污、人口高速增长。
1988年初，全国通胀达20%，年底城市通胀升至26%，粮食、食油以至牙膏均被民间囤积。粮食减产进一步深化囤积问题，当时中国会按指定价格收购农民粮食，但价格依旧远低于市场价，产粮的利润无法与烟草、糖等作物相比，而政府囿于财政短缺，往往只能以借据向农民收购粮食。改革推进时，各地一批国营企业关闭，全国约数百万工人失业[9][10]，工人亦要面对苛刻的工作条件和通胀压力，各地出现工潮，1988年浙江一家纺织厂近1500名工人游行长达两日，另一家药厂的1100名工人怠工3个月。[11] 同时全国流动人口急增，当时约4亿人散居于中国365座大城市，每年800万人流入城市。共产党内部贪污令局势进一步恶化，有统计[12] 指1987年共有15万名党员因贪渎而受罚，25000人被开除党籍，政府下令党员每年必须接受廉洁操守的考核。[9][10][12]
中国大陆俨然形成保守派与自由派的阵营。一些保守人士批评改革背弃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然而随着中国开放并接触西方思想，很多学者及学生公开提倡自由、人权、平等和民主，深信经济改革必须与政治改革同步进行，1988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电视片《河殇》，公开呼唤“蔚蓝色”的西方文明，引起全国轰动，成为六四运动的先声。
1989年对中国来说具有意义。它是法国大革命200周年、五四运动70周年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在六四前夕，一批著名知识分子如科学家方励之、诗人北岛已上书中央，要求把握契机，让政治松绑；全国人大会议亦提出把“政治、社会与文化的民主化”与经济改革融合。
从世界的角度看，六四运动并非孤立的事件，而是当时各地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化的一环。六四事件发生当天，波兰团结工会在大选中获胜，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数月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先后发生和平演变，两年后苏联亦宣告解体。
[编辑] 运动的发起
在社会不安气氛下，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以73岁之年猝逝，加剧了紧张局势。胡耀邦被视为开明派的代表人物，1986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发起抗议社会弊端的学潮时，他对学生与知识分子表达同情，被中共元老们视为软弱表现，翌年1月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被指违反中共的集体领导原则[13]，胡耀邦请求中央批准他辞去总书记的职务[14][15]；1987年，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全国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3][16][17]。
虽然代表开明派的胡耀邦下台，但是为了确保改革开放的延续，与胡耀邦政治见解接近的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被安排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中共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国务院副总理李鹏被提升为国务院总理。
当胡耀邦病逝的消息送到邓小平后，有说他把烟头熄灭，“十指无力地交叉在胸前，没有一句话。过一会，就又拿起烟，狠狠地抽起来。”他要求夫人卓琳致电慰问胡耀邦夫人李昭，同意中共中央政治局对胡耀邦的评价和丧事安排，并表示要亲自参加追悼大会。[18] 胡去世不到4小时，新华社迅速作出报道，指他为“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中国军队杰出的政治领袖，长期担任党的重要职务的卓越领导人”。
外界密切关注胡耀邦去世可能产生的影响。其中美联社、路透社均认为胡的猝逝不会对政局产生重大影响，因为胡早已离开权力中心，但一些日本媒体则认为有可能影响中国政局。4月16日《东京新闻》发表一篇题为《胡的追悼活动是注意的焦点》，文章说：“追悼胡的活动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如果党和政府对追悼活动草率从事，很可能激怒民众。”同日，日本时事社指出适逢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民众不满通胀和官员特权等弊端，民主的呼声在学生之间高涨：“胡氏逝世会否引发类似天安门事件，正受人关注。”[19]
[编辑] 学运酝酿期
当胡耀邦病逝消息传回校园起，北大、清华以至上海多间大学等均挂满大字报和挽联，有学生成立胡耀邦治丧委员会，准备在校内设立灵堂，陆续有人前往天安门广场悼念，悼念的口号除了赞扬胡耀邦外，逐渐发展出对民主的诉求。4月16日在上海复旦大学一场400人追悼会，有学生自由发言时说“一定要争取民主，民主是我们的。”同日，西安市钟楼邮电大楼前的广场，亦有人挂上挽联说：“敢说敢干公正坚韧不拔是您的精神，民主科学法制是我们永远追求的目标。”
4月17日，学生开始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当天下午，第一支游行队伍、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约500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举行悼念活动，过程中警察未能驱散群众，当晚广场上已经聚集上千人，除了政法大学学生外，还有其他高校学生和普通市民增援。翌日凌晨，约3,000人学生从北京大学前往天安门，沿途近千名清华大学学生加入。清晨，数百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前静坐，要求人大常委接见，并向常委提交请愿信，提出7点要求[20]：
一，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过，肯定其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
二，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识分子给予平反；
三，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开，反对贪官污吏；
四，允许民间办报，解除报禁，实行言论自由；
五，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
六，取消北京市政府制定的关于游行示威的“十条”规定；
七，要求政府领导人就政府失误向全国人民作出公开检讨，并通过民主形式对部份领导实行改选。
上午8时，国务院派出一名官员接见学生代表郭海峰、王丹，期间学生继续静坐，声援人数不断增加，到晚上9点，广场已经聚集约2万名学生。当天在北京的几所大学出现约700多份有关胡耀邦的大字报，有警察与民众在新华门对峙[21]。其他城市情况相对稳定，上海只有复旦大学、同济大学数千名学生在市政府聚集，而南京亦有1万名学生在鼓楼广场悼念，但悼念活动很快和平结束。
此时中国的局势渐受关注。有说在一份中共内部的报告上称：虽然目前局势表面平静，但民间有一种普遍意见认为，随着五四运动70周年，“两件事应结合起来搞”，并警告悼念活动可能在胡耀邦追悼大会而推上高潮，呼吁做好疏导工作，密切注视校内动向。[22]
到了4月17日，香港《英文虎报》发表《胡耀邦逝世料会激励改革派》的报道指，“要求民主和人权的运动的势头日益增大，随着五四70周年临近……北京大学生可能会自发地组织民主活动。”当天，路透社一篇《中国学生游行要求民主》的报道指北京发生“文革后最大规模的示威”。
4月19日，学生冲击新华门。他们要求进中南海献花圈被拒，武装警察以人墙阻挡学生，学生6次试图突破警戒防线而未果，晚上更多学生加入，有人高喊“李鹏出来”，并与警方冲撞[23]，扰酿至20日零晨，警察把学生和围观群众隔开，新华门前仅剩下约300名学生，双方对峙，期间未有大型冲突。北京市政府用公共汽车把学生拉回学校，有学生被拉上车后呼叫“打倒共产党！”。
面对学生连日的游行，中共出现两种声音，赵紫阳等人认为应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并要求警卫把枪上的刺刀卸下，尽力避免与学生肢体接触，但王震等元老怀疑运动受人操纵，背后用意是打倒共产党。
4月20日，李锡铭、陈希同以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名义给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呈送报告。内容称，有人借题发挥，公开喊出“打倒共产党”的反动言论，有人造谣指胡耀邦“是被迫害致死”，并公开号召大学生成立联合行动委员会，到工厂、农村、商店动员各界反对腐败政府，北大有大字报指：“火烧中南海！”报告亦留意到活动趋于组织化，一些学校提出成立高校学生自治会，以至成立修政宪法委员会，实行地方自治，实现新闻独立等。
同时，中共中央决定，4月22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举行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
[编辑] 八九学运
[编辑] 罢课潮爆发
4月20日凌晨，北大举行民主沙龙，学生总结历次学潮的失败在于没有统导，北大学生王丹宣布废除原有听命于政府的北大学生会，由丁小平、王丹、杨涛、封从德等7人建立“北京大学团结学生会筹委会”，下设宣传、工农、纠察、联络、理论、后勤等八个部，并宣布直至5月4日前，筹委会领导一切学运，并准备成立协调各校的“团结协会”。会议提倡“非暴力”、“不抵抗”抗争，以罢课争取民主。[来源请求]
这一天成为运动扩大的转折点。当日新华社首次发表提为《维护社会稳定是当前大局》的社论，并在报道中指责“数百人围聚新华门前制造事端”；《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批评新华门外学生静坐事件。
然而文章不但未能令学运收敛，反而挑动学生不满，学潮蔓延至主要城市。《人民日报》的社论发表当天，陕西出现自胡耀邦逝世后最大规模的游行，新城广场的群众由上午300人急升至5000人[来源请求]，下午有学生翻过省政府办公楼前的铁栏，进入省政府大院，停车场聚集1万多人，武警把走在前面的6人强行带走，激起群众不满，武警与群众对峙，但晚上6时刚好下雨，不少群众离开。[来源请求]
当日南京大学学生会门外亦有3000名学生游行至鼓楼广场，口号是“打倒官僚”“打倒贪污”“还我民主”“自由万岁”，南京大学还有标语说：“流血不要紧，自由最可贵”、“用战斗迎接五四”、“北京冲击中南海，俺们咋办？”[来源请求]
4月21日，北大学生开始罢课，抗议在新华门被武警打伤，也有学生阻挡其他学生上课，当晚广场学生剧增至20万人。由诗人北岛发起、150名学者连署的请愿信送交全国人大，声援学生，但未获接收。全国示威活动升级，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试图进入北京声援，但是大多被阻拦，只有36人冒充工人身份进京。[来源请求]
北京19所高校学生组成“临时行动委员会”，提出灵柩绕广场一周，与总理李鹏对话，并要求官方媒体报道学生悼念活动。[24]，但都未获政府同意。
当日上午12时45分，三名学生代表周勇军、郭海峰、张智勇跪在人民大会堂门前，中间一人举着一条纸卷，据称是7点要求，有人高喊“人家都跪了那么长时间，为什么没人理”，有工作人员尝试扶起学生，有学生泪流满面，更多学生齐喊：“站起来！”。这一场面引起全国以至党外内的关注，有一些党员回顾事件时指，不少老党员经历过学运，眼见学生下跪，领导人却不问不闻，心里感觉共产党怎会变成昔日要被打倒的封建对象。[25]
[编辑] 四二二事件
4月22日，胡耀邦的追悼会举行，天安门广场坐满等待一夜的几十万学生，军队加入维持秩序，学生们在人民大会堂东侧按学校列队有秩序静坐，不少学校组织纠察队维持秩序。当广场上的喇叭宣布追悼会开始后，学生自动肃立，齐唱国歌，有学生流泪，气氛肃穆。
追悼会下午结束后，学生虽然满意赵紫阳极大赞美胡耀邦的悼词，但接近一昼夜的静坐毫无结果，情绪激愤。学生担心入夜出事，决定撤出广场，并“通电全国，无限期罢课”。
西安、长沙出现后来被称为“四二二事件”的严重骚乱。据报晚上5时起，西安有人焚烧二辆汽轮和五间房子，逃走时又有人在西华门、钟楼附近焚车和抢劫商店，西安公安部门大举缉捕270人，其中大、中、小学生占72人，西安初审164人后，释放了106人，但大学生比例不详。长沙亦有20家商店被抢劫，96人被拘捕，当中3人为大学生。武汉大学生意图冲击省政府机关时，警察动用警械，数人受伤。
4月23日，赵紫阳未有依照田纪云等人的劝告，决定按原定计划出访朝鲜，以免外界揣测政局不稳，但他重申三点：一是追悼会已结束，坚决劝止学生游行，要马上复课；二是严惩打砸抢行为；三是要疏导学生，开展多层次对话。[26]
同日，北京市高校学生临时高联向全国各高校倡议无限期罢课时，申明事件焦点已由“悼念”变成“争取自由民主”。当天北京《科技日报》突破新闻封锁，在头版报道学生游行活动，称“学生的行动代表了十亿人民的呼声”。日本共同社及日本《产经新闻》均不约而同指出，面对当前状况，政府可能会出动军队，其中共同社电文称：“北京学生领袖已开始敦促工人罢工。如果工人加入民主运动行列，将严重动摇中共领导，中共届时或会不惜犠牲党的权威予以镇压。”
4月25日，清华大学和平请愿组织委员会与中共领导层同意会晤，由15名学生代表会晤国务院副秘书长刘忠德、北京市委副书记汪家缪等，但学生代表认为清华不应该单独与官方会谈，对话流产。上海市委则没收当天出版的30万份《世界经济导报》，当中有文章批评中央撤掉胡耀邦及同情学生游行，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原本要求该报更换有关文章后出版，该报在原处留白抗议，引起海内外巨大回向，最后报社被查封，外界普遍认为江泽民因处理事件的手法而获邓小平赏识，晋身中共领导层。[27]
[编辑] 四二六社论
事件扰酿至第十天，邓小平及多名政治局成员指游行已扩大至20个城市，坚信运动受极少数人操控，必须强硬遏止。4月25日，中共把高层看法通报赵紫阳、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等后，由曾建徽起草《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后称四二六社论），经胡启立与李鹏审阅[来源请求]，把学运定性为“极少数人发起的反革命动乱”，社论在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播出，次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28][29]
这份社论引起极强烈回响。社论在4月25日发表首天，北大校园晚上反复播放其内容，一些学生骨干反应激烈，表示“要斗争到底”，一些学生对自己被列为“反党集团”而感到害怕，并指政府很快会抓人，更多学生指控政府歪曲事件，坚持最少要罢课至5月4日。
在中国政法大学，学生与家长得悉社论后赶到往学校了解情况，该校党委副书记谢战原说：“不少同学都很震惊，觉得中央定调太高，这与之前中央的宽容精神很不相称，学生们很难接受。学生认为这不是在搞动乱，只是提一些民主要求，希望中央领导不管是什么人出来对话。”当晚，长春、上海、天津、杭州、南京、西安、长沙、合肥等城市发生规模不同的示威，抗议社论，其中以长春规模最大。当晚吉林大学等校约3000名学生涌到省委门前，强烈要求同省委领导对话，并表明因为听到运动被定性为“动乱”才上街。
然而，地方政府单位对此反应迥异。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召开万人基层党员干部大会，要求认真学习四二六社论，制止动乱；北京也召开万人基层党员干部大会，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批评学生搞“文革”。
学生召开记者会反驳“学生颠覆中共”的言论，并再度要求与李鹏对话、并要求公安部长和新华社社长道歉。学生最后决定举行四二七大游行。由于四二六社论的严厉批评，学生害怕中共镇压故在游行前写下遗言。4月27日，北京10万人上街示威[30]，虽然政府明令禁止游行，但警方并未强硬阻挠，学生的标语是“和平请愿，不是动乱”、“打倒官僚”，以至“拥护共产党”，游行秩序良好，最终和平落幕。
四二六社论发表三天内，有说[31] 中南海接收国安、新华社、高校党组织共36份报告，普遍认为社论定性过高，不利解决问题。其中各高校党委汇报指，问题被社论深化，绝大多数干部、教师及学生难以接受，批评社论令政府失去与学生对话的余地；有报告批评靠权威实现的安定只是暂时的，随之而来是更大的不安定。更有报告指：“为什么这次学生游行，从教授、青年教师到干部同情者比以前多了呢？一句话，共产党确实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了。”
在中南海，胡启立召开宣传部会议，检讨之前的失误；李鹏随后要求《人民日报》再发表一篇社论，语气相对温和。4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维护大局 维护稳定》的社论，指出中国需要稳定，稳定压倒一切，否则只会为国家民族带来灾难。
过程中，中共尝试将“极少数分子”与“广大学生”划下界线，申明四二六社论只针对“一小撮人”，但学生对谁是“一小撮人”莫衷一词，纷纷要求推翻社论内容。
4月29日下午，在全国学联的安排下，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袁木以及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何东昌、北京市委常委兼秘书长袁立本、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等，与北京16所高校的45名学生进行对话。会上，袁木承认“党风不正和各种腐败现象有目共睹”，但强调大多数“干部、党员还是好的”，他并称中国“没有新闻检查制度”，现行的是“各报刊总编辑负责制”。
然而在“定性”问题上，袁木重申立场，指运动背后被“长胡子的人”策划，“他们往往比长沙、西安那些直接打砸抢的人可能还要更厉害些，他们要造成的动乱可能还要更大一些。现在许多作法和当年的文化大革命有惊人的类似之处。”[32]。
中共对袁木的对话大加赞扬，认为内容一张一弛，局面控制得宜，但学生的观感相当迥异。有学生认为对话十分成功，并希望日后举行更多直接对话，有学生批指责袁木回避实质问题。当时也有学生质疑参与对话的学生代表并非由“普选”产生，不具备代表性而拒绝参与对话。
当天下午，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北大代表王丹、北京师范大学代表吾尔开希等人在香格里拉饭店举行记者会，批评那对话像记者招待会，由学生来充当记者，提问题。当晚一些学生就提出应该由学生选出的代表参加另一场对话。兰州亦有数千名学生游行，要求与省长对话，未果，次日凌晨在校方的劝说下结束游行。武汉也有类似的学生游行。
[编辑] 短暂的缓和
自4月30日起，学潮表面有所缓和，虽然9万北京大学生依然罢课，但约30%高校生已陆续复课。下午，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市长陈希同与北京17所高校的29名学生对话，话题包括学生关心的反贪问题，言谈间陈希同说自己是工人之子，每月工资仅数百元，不会参与贪污（然而六年后陈希同因为严重贪污而被开除党籍，后被判16年有期徒刑）。[33]
5月1日劳动节当天，政府与学生都在部署下一步行动。“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委员会”在北京大学召开记者会，再次提七点要求，包括正确评价胡耀邦；公正评价学生运动；惩处日前新华门殴打学生的人；反贪污、反腐败；并且尽快起草新的《新闻法》，支持香港报人徐四民回大陆办报的要求；提高教育经费；由全国政协出组成专家论证小组，检讨政府政策失误等。[34][35]
学生同时宣读《告香港同胞书》，申明这是一场民主爱国运动，旨在加快政改、反腐败、倡自由、对政府提合理意见，籍著建立完善社会制度，可加快祖国统一。“我们希望香港各界有识之士，支持我们的行动，让我们团结起来，把斗争进行到底。”[34][35]
5月2日，上海学生为抗议《世界经济导报》整肃而游行，学生事前特别强调，游行口号必须排除反共口号。北京高自联则选出请愿代表，由王超华、王丹、郑旭光带领学生向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的信访部提交声明，提出要由普选的学生代表与政府对话，要求允许旁听、有电视直播，双方代表要有相同的时间发言，且保障学生代表的安全。当天，新华社罕有地刊载学生声明的全部内容[36]。
在声明中，学生特别提到：“如果5月3日中午12：00以前我们得不到答复，我们将保留在5月4日继续请愿的权利。”这份声明随即送呈中央政治局各位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5月3日派出袁木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反击学生言论。袁木在会上批评学生要求像“最后通牒”，无法接受，并指学生代表已然犯法，政府必须追究。
袁木讲话内容包括：
一、政府与学生对话不能排除合法的学生组织；
二，对话不应有先决条件，批评学生不仅想与政府平起平坐，而且要超越于政府之上，表现了学生“幼稚的冲动”；
三，请愿书带有威胁性质，“从请愿书中看出确实背后有人给学生出主意，挑起社会的动乱……是极少数人在背后制造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斗争。”何东昌期后亦指，4月22日三名学生“在封建的习惯下”跪求总理接请愿书，“非常担心他们背后有人”。
袁木在会上只承诺，当5月4日出现大游行时，政府将平心静气待之，但袁木却说，对于“在背后埋得很深、出主意、很恶毒的人……我们不准备现在采取措施。”[37] 袁木的答复引起一些学生不满，但情绪似没有四二六社论发表后高涨。有学生认为袁木强硬态度，可能是政府要动手的警号，亦有学生不满政府不承认自治联合会、把他们当成是“动乱之一小撮”，难以令人接受。
当天，高自联即日召集47所高校学生代表举行会议，决定明天是否去广场游行，在场41票赞成，5票反对，1票弃权。同一时间，广东一家向海外发行的报章《亚太经济时报》在北京筹划一场新闻界研讨会，该会早在4月已安排好，原定反思五四运动的精神，刚好碰上学潮，会上议题集中在《世界经济导报》查封事件，席间各人争论应否加入游行，最后会议拟定发起新闻界联署要求与主管新闻的中央领导对话，同时媒体员工可自愿参与学生，在五四当天一起游行。[35][38]
[编辑] 五四70周年
4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回到北京，5月3日在中共举办的五四运动70周年的会议上，赵紫阳发表五四讲话。该文章由鲍彤起草，经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审核，期间杨尚昆、李鹏、乔石、姚依林等提出要在讲话中加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句话，但赵紫阳认为目前气氛不宜加入该内容，事后赵紫阳亦因此讲话被指不听意见。
显示▼隐藏▲赵紫阳五四讲话撮要[39]
十一届一中全会以来的十年，党的正确方针政策之所以能够惯彻实施，改革和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大家切身感受到的成效，最重要的条件是保持了社会的稳定。
在稳定这个事关大局的问题上形成共识，同心协力不容易啊！身在稳定之中，有时不觉得稳定之可贵，但是如果失去稳定，就会痛悔莫及！
如果再发生动乱，发生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和无政府状态，乱了人心，乱了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学习秩序、工作秩序、乱了人民自己，闹得国无宁日，怕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国，就会变为一个动乱的没有前途的中国。
如果出现那种局面，中国人民包括广大青年学生希望的建设、改革、民主、科学，一概都谈不上，不仅如此，那些反民主、反科学的东西，都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稳定不是不要民主，而是要使我们的民主走上一条有法制化的正道。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同时，也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秩序。这是一种建立在四项根本原则基础上的民主政治新秩序，无疑是现代化所必需的，也是维护社会政治环境的稳定所必需的 。稳定、渐进、理智、秩序、法制，这是建设和改革的要求，也是民主和科学的要求。
广大群众包括广大学生希望推进民主政治，要求惩处贪污腐败，发展教育和科学，这也正是我们党的主张。中国共产党之心、是同人民之心、 青年之心连在一起的。让我们大家互相沟通、互相理解。认清历史的使命，清醒、理智、坚毅、沉着、实事求是、艰苦奋斗，这是当代青年最可贵最需要的品质。
赵紫阳的讲话一方面强调稳定的重要性，同时亦强调学生的要求与共产党是一致，在学生之间颇获好评，5月4日北高联宣布，从次日起，结束罢课。此时大多数人认为，赵紫阳返京后，事件应告一段落；同日，赵紫阳会见亚洲银行理事会的外宾时也说，深信事态将会逐渐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29]
人民日报当天在头版报道指：“今天是五四运动70周年，北京20万青年以丰富多彩的内容来欢度 自己的节日。万名新团员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举行入团宣誓仪式。”文章亦报道了“首都40多所高校数万名学生上街游行”，并指游行组织者宣布“5月5日起首都高校全部复课”。
5月5日，80%北京高校学生已复课，但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学生仍有一半学生罢课，有些学生认为中央对学生运动的定性不改变就不应该复课，当晚北大和北师大“学生自治联合会”宣布次日将继续罢课。
5月7日，北大学生自治联合会成员王丹召开民主沙龙，号召继续罢课，声援准备到中国记者协会请愿抗议《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的记 者。当天的美国《华盛顿邮报》也首次报道了两名学生领袖：北大学生王丹和北师大自治联合会主席吾尔开希。
[编辑] 绝食潮开始
此后一周，学生与政府陷入僵持，虽然不断有要求对话和稳定的呼声，却没有实质性进展。学生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是四二六社论的“动乱”定性问题，学生担心这种定性会为学业和就业带来极大影响，而且参与运动的学生中有相当数量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如果事件以此定性收场，即使中共不“秋后算帐”，各高校的党、团组织在之后将如何看待参加者也是未知数。
5月13日，由王丹、吾尔开希等人发动的绝食运动，将学潮推上高峰。当日，数百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静坐，抗议政府拖延对话，要求政府肯定学生行动是爱国运动、推翻《四二六社论》。他们向全国发出绝食书，引用了毛泽东“国家是人民的国家”等语录，笔调极富感情色彩。
当绝食学生濒危的画面在电视上播出后，多间医院乃至军队医院自行组织抢救。北京市民、机关单位、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以至武装警察都加入声援、募捐、抢救，近20个城市学生游行向应，铁路部门默许学生和医务人员不买票乘车，大量外地学生聚集北京。
当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约请知识分子斡旋，严家其、戴晴、刘晓波等到广场劝说学生停止绝食，未果。5月14日凌晨2点半，李铁映、李锡铭、陈希同等到天安门广场劝学生复课；下午16时，李铁映、阎明复、尉建行等再与30余所高校学生对话，亦未果。
5月15日，学生发动北京大游行，长安街交通瘫痪，地铁前门站封闭，游行口号开始针对赵紫阳、李鹏和当时教育部长何东昌，舆论逐渐同情学生。中央电视台每天转播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人民日报也不断报道。
当天，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会议室，阎明复、李铁映、尉健行等与“北京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对话，对话因公开直播问题无限期中断。当日，苏联领导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中午抵达北京进行访问，由于广场上的学生仍在绝食请愿，欢迎戈尔巴乔夫的仪式临时改在北京首都机场进行，原定其在北京市区进行的活动取消。此事对于邓小平有根本性的影响，认为学生行动实际影响了中国在共产主义盟友中的威信。
5月16日，数十万北京各界群众涌向天安门广场，声援绝食学生。阎明复在学生前说：“改革需要你们进行下去……你们要爱护自己，等待正义的裁判的这一天就要到来了。我请求你们，我可以和你们一起静坐，请求你们能够爱惜自己。”然而学生未有理会劝告。
由于静坐绝食的学生和大量群众在天安门广场聚集，原定的戈尔巴乔夫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的仪式安排被取消。
当晚，赵紫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戈尔巴乔夫时，在大批记者面前说：
“邓小平同志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是国内外公认的我们党的领袖。尽管在十三大根据他的请求，他退出了中央委员会，退出了政治和常委会，但是我们全党都知道，我们离不开他，离不开他的智慧和经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在十三届一中全会有一个正式的决定，虽然这个决定没有公布，但是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说，我们在最重要的问题上需要他掌舵。”
外界一直认为这番话触发赵紫阳与邓小平的决裂。上述讲话发表后，北京学生开始打出针对邓小平的标语，例如“小平糊涂”、“老眼昏花少而无能”、“八十五岁，尚能饭否”等等，而参加游行的人之中，亦有人打起政府部门的旗号，外交部、邮电部、国家体委、中宣部、国家教委、国中央、中央党校、求是杂志等等单位，都有干部参加游行。
5月17日，严家其、包遵信等发表《五一七宣言》，进一步攻击邓小平是“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发动知识分子签名。
[编辑] 赵紫阳下台
六四事件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来到天安门广场与大学生们见面。后右二为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温家宝2003年成为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披露邓小平仍然为中共掌舵人后，邓小平成为外界抨击对象。5月17日，政治局常委在邓小平家中召开会议，李鹏等常委把矛头指向赵紫阳，认为局势难以控制是他一手做成，并强烈要求采取果断措施，终止学潮。有说法[40] 指赵紫阳当晚以“不能认同大多数常委意见”为由，提出辞去总书记一职。
翌日清晨，赵紫阳、李鹏等人前往医院探望因绝食学生后，赵紫阳当即撰写辞职信，内容说“我对小平同志和常委会议作出的关于在北京实施戒严的方针，没有办法执行。我还是保留我原来的意见。为此，我请求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的职务。”信件送交杨尚昆，杨尚昆把信件扣下，并劝赵紫阳顾全大局，收回请辞。[40] 同日李鹏和学生领袖在人民大会堂会晤50分钟，双方态度强硬，不欢而散。
5月19日凌晨4时50分，赵紫阳突然前往天安门广场，含泪向学生道歉、劝学生撤退、并承诺政府不会秋后算账，“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赵紫阳讲话后向在场学生鞠躬，学生们十分感动，或鼓掌、或哭泣，纷纷请赵紫阳签字。这亦是赵紫阳下台前最后一次公开露面。[41]
5月19日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召开党政军部大会，由电视现场直播，李鹏强调政府必须迅速扭转乱局，呼吁党政军各级干部紧急动员，并宣布调动解放军进驻北京市郊。此时外界已注意到，赵紫阳及胡启立并未列席，断言赵已失势。
[编辑] 颁布戒严令
赵紫阳夜会学生约5个小时后，北京戒严令正式下达。5月20日早上10时，国务院总理李鹏在电视上颁布北京部分地区戒严令，军队开往天安门，学生紧急到各入城路口拦截军车。当夜从外地调进北京的部队，分乘卡车、装甲车和坦克，从丰台、六里桥、沙子口、呼家楼等处向天安门广场方向前进，被市民和大学生阻拦。[29]该戒严令至1990年1月11日才解除。[来源请求]
戒严令说[42]：
鉴于北京市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动乱，破坏了社会安定，破坏了人民正常生活和社会秩序，为了坚决制止动乱，维护北京市的社会安宁，保障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公共财产不受侵犯，保障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政府正常执行公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9条第16项的规定，国务院决定，自1989年5月20日10时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并根据实际需要采取具体戒严措施。
北京市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颁布的戒严令，由市长陈希同签发了实施戒严令的第一、第二、第三号令，列明北京市市区的戒严范围，期间禁止游行、请愿、罢课、罢工，同时禁止境外记者进入机关、团体、学校、工厂、矿场、企业、街道等单位采访，市内多处摆设交通路障。
戒严期间，广场上仍有逾十万民众聚集，媒体采访工作并未停止。当时市郊有零星流血冲突，但军队严守“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命令，冲突并不严重，也有不少民众向军人送水送粮、慰问军人，劝他们放下武器。一些士兵流泪，一些显得不知所措，事后据称有军长级干部因拒绝执行戒严令而被撤职。[43]
5月21日，由于北京开始戒严，赵紫阳失势，形势向非常不利于学生运动的方向发展。北大自治会开会决定除了继续派学生阻挡各个地方的军车外，北大自治会决定推动学生撤离广场计划，第一步先让北高联撤回北大总部，进行改组发展，由当时北大自治会主席杨涛，北大自治会秘书长王有才等人与北京九个常委院校的常委沟通，特别是与王超华、郑旭光等人沟通，说服他们撤离广场。另一方面由谢健（北大国际政治系）推荐北大自治会副主席常劲（北大地球物理学系）作为北高联的秘书长人选参与改组竞选北高联秘书长，由于常劲认为北高联改组发展不容易，常劲推辞这个建议，然后谢健推荐北大自治会秘书长王有才（北大物理学系邮电部杭州通信设备厂代培研究生）作为北高联秘书长人选去参与改组竞选，王有才开始也不愿同意，但王有才也是支持学生撤离广场的人之一，后来勉强同意去参与竞选改组北高联秘书长。为了增加北大自治会推荐的人选在竞争北高联秘书长的可能性以及未来可能的北高联秘书长在北大自治会的影响力，会议选举通过王有才为北大自治会副主席、并选举马学理为北大自治会秘书长。当时北大自治会另一个负责北大自治会财务和后勤事宜的副主席是蔡健（北大化学系）。常劲负责北大自治会的组织部事宜。当时王有才并参与负责宣传事宜。宣传部长杨国忠，财务部长刘蓉，纠察队总队长赵体国、彭嵘，外联部长李海等等。
5月21日，香港民众发起自开埠以来最大规模的百万人大游行，声援北京学生，并成立支联会发起筹款，数以百万的捐款送到支联会的户口。
此时政府与示威者展开最后的拉锯。5月21日，军方派出直升机来回到广场上空撒下大量用大号字印刷的李鹏讲话传单，引起了广场上学生的骚动[44]。
5月23日，北京亦举行百万人大游行，不少机关、干部、文化人、科技界、工业界人士参入队伍，喊出李鹏下台的口号。[44] 余志坚，26岁，浏阳市中学教师。喻东岳，22岁，浏阳报社美术编辑、记者。鲁德成，26岁，汽车公司司机。 余喻鲁在天安门城楼拉出“五千年专制到此可告一段落！”、“个人崇拜从今可以休矣！”大型横幅。下午2时40分，余志坚、喻东岳及鲁德成将预先准备好的颜料鸡蛋砸向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这3人因此被人权团体称为“天安门三君子”。在广场的学生表明只要求改革政府弊端，无意推翻共产党统治，因此他们将3人送交北京公安局。他们三人最后被判反革命破坏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分别判处无期、20年、16年徒刑。1989年冬，余喻鲁被押回原籍湖南，在衡阳监狱服刑。喻东岳在狱中遭关押人士殴打酷刑，精神失常。2006年，喻东岳坐牢16年9个月后获释。鲁德成在1998年假释出狱。2004年，获得加拿大政治庇护。余志坚在2000年获释。[45]
5月23日，晚上，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会（北高联）由广场迁回北大总部进行改组整顿发展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北京大学派出常委杨涛、清华大学派出常委周锋锁、中国人民大学派出常委致远（真名马少华）、中国政法大学派出常委张志清、北京师范大学派出常委梁二（真名梁擎墩）、中央民族学院派出常委王正云、北京航天航空学院派出常委郑旭光、北京东郊九所院校的北京经济学院派出常委翟伟民、以及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派出常委王超华，秘书长王治新以及由北大自治会推荐秘书长人选王有才等人。会议由九个常委院校的常委表决，以５：４票决定王有才任秘书长。会议决定扩建秘书处。建立北高联的各个部委班子。中国人民大学的陆明霞任财务部长，王有才推荐北高联财务部副部长人选，获得常委表决通过，并设法成立《财务执行委员会》和《财务监察委员会》。北大自治会在会上通报了北大自治会今后减少对广场的经济支持的决定，会议讨论了今后北高联减少对广场的经济支持的决定。并由各个常委出面，向本高校与相关院校传达会议决议情况，通过各个方面努力推动学生撤离广场计划。
5月24日，北京市急救中心公布，自学生绝食请愿以来的11天中（截至5月24日18：00），北京市各大医院共救治学生9158人次，留院观察8205人次，没有一人死亡。[44]
5月25日，广场上盛传赵紫阳被指控带领反党，同时胡启立、阎明复、鲍彤、温家宝、杜润生、安志文等七位高级党政干部，据说被点名指为“反党集团成员”，同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公开接见外国驻华大使，显示他仍然掌权。
此时身处美、加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的取态备受关注。他在学运时正好出访多伦多，他当时说：“要坚决保护广大青年的爱国热情，同时也要坚定地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44] 正因为这一说法，外界当时期望他能以中国宪法上最高机关的代表，以法律推翻戒严令、恢复赵紫阳的职务，但万里提早结束对外访问，5月25日凌晨经上海返回，期后以身体不适为由，留在上海治疗，并没有回北京召开会议。
5月25日当天的北高联常务会议决议于5月28日发起“全球华人大游行”活动设法让广场学生撤回各个高校，会议决定由北高联常委杨涛任总指挥、郑旭光、周峰锁任副总指挥。北高联秘书长王有才主持会议。会议决议由北高联秘书处发出，由北高联各高校配合行动。
5月26日，新华社发放消息，中共元老陈云主持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会议，出席者有薄一波、宋任穷、余秋里、刘澜涛、杨得志、萧克、陆定一、姬鹏飞、耿飙、黄镇、宋时轮等人，会议通过“老同志一致拥护中央决议”。其后徐向前、聂荣臻表示戒严部队不会对付学生；另一批元老彭真、李先念、王震等亦公开表态支持中央决定。李先念称，极少数人制造复杂局面，煽动学生反对共产党。[44]
5月28日 由北高联发起的“全球华人大游行活动”结束之后，主要由于广场指挥部特别是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李录、总指挥柴玲的原因，广场上的学生没有全部撤下来。
5月29日,当日，北高联实行常委轮值主席制度，北高联通过会议决议，由北高联常委杨涛、郑旭光等人从北高联财务部和北大自治会财务部领取特别费用成立特别纠察队，制作特别标志，由北高联秘书长王有才组建专门纠察队，设法在6月上旬组织一个全市学生游行，将学生撤离广场。专门纠察队主要是为了控制李录。
5月30日至6月4日置于天安门广场毛泽东画像前的民主女神5月30日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20余名师生集体创作的雕像民主女神被安置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侧，引起天安门管理处不满，指该位置历来是重大节日期间矗立孙中山巨幅画像的地方，学生做法损害国家尊严。[44]
6月1日 晚上，刘刚以及外高联的一些人来到北大，要求成立“全国高联”，因北高联、北大自治会大多数人的反对，未果。
[编辑] 广场上矛盾
当时学生早已出现三大势力[来源请求]，分别是：吾尔开希、王丹、柴玲。吾尔开希与王丹两派，同属温和、理性派[来源请求]，两派同时主张撤退；只有柴玲一派主张留守。
在局势日趋紧张下，学生之间的矛盾也日渐突显。他们的分歧在于：谁负责做总指挥？谁管财务？接下来应采取什么抗争手段？更迫切问题是：究竟撤退，抑或留守？[来源请求]在“撤退”和“留守”问题上，高校学生联会秘书长王有才认为静坐已不能取得成果，主张尽快先撤回学校，再谋行动，但柴玲等人则认为必须留守，并指控主张撤退的人为“投降派”。当全国各地的学生涌入北京时，不同派别的学生争相抢夺这批学生[46]，而位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学生广播站，也成为占据的对象。学生领袖封从德（柴玲当时的丈夫，学联高级领导人之一）说：“大大小小的‘政变’，每天总得二、三次。”[47] 在学生眼中，谁掌管握广播中心，就等于掌握了广场上的控制权[48]，广场上不时传出学生高呼“审判柴玲”等口号。
就在三方僵持不下之际，香港演艺界5月27日举行《民主歌声献中华》音乐会，筹得逾千万元捐款，物资陆续运抵北京，为当时已现疲态的学运注入一支强心针。然而学生的矛盾并未平息。6月1日，柴玲及封从德指有学生在广场上意图绑架他们[47]，并公开点名几位学生参与绑架；有被点名的学生在电视上强烈否认指控，并在媒体上公开批评有人侵吞捐款[48]。一位从山东到北京声援的学生说，他之前怀着热情来到北京，但天安门广场已经变成外地学生栖身之所，广场卫生恶劣，静坐徒具形式。[49]
直到6月初，除了北大、清华、师大、人大之外，北京大部分院校已复课。[49] 翌日，被称为“天安门四君子”的刘晓波、周舵、高新、侯德健等主张撤离的知名人士宣布在天安门绝食72小时，吁学生和政府重新开展和平对话[44]。刘晓波事后指，他们是为了劝退学生才加入绝食，希望令自己在学生之间拥有发言权，料不到这反而坚定了学生的决心；当面对学生高涨的掌声时，他们也觉得心情兴奋，把原先的理智抛诸脑后。[48]
[编辑] 冲突与清场
[编辑] 木樨地附近
6月3日星期六，中共中央决定清场。当天下午4时，杨尚昆、李鹏、乔石和姚依林等召开军政会议。当晚6时半开始，戒严部队透过广播器、电台、电视，例如中央电视台等等，发出一则通告“……如遇阻拦，戒严部队可以采取各种自卫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50]。三、全市人民要顾全大局，坚守岗位，遵守戒严要求，不要听信谣言，不要围观，自觉维护首都治安和社会秩序。……”[51] 以及发出三段《紧急通告》并反复广播三十多小时，部份内容如下：
全体市民们：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暴徒们猖狂袭击解放军指战员，抢军火，烧军车，设路障，绑架解放军官兵，妄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人民解放军多日来保持了高度克制，现在必须坚决反击反革命暴乱。首都公民要遵守戒严令规定，并同解放军密切配合，坚决捍卫宪法，保卫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和首都的安全。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立即离开，以保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凡不听劝告的，将无法保证其安全，一切后果完全由自己负责。[52]
……戒严部队、公安干警和武警部队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一切后果由组织者肇事者负责[53]。希望北京市的广大人民群众严守戒严令的规定，支持军队制止动乱，维护安定团结的行动。[54]
……戒严部队指挥部，绝不能置诸不理。全体市民要提高警惕，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上街去，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广大职工要坚守岗位，市民要留在家里，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55][56][57]
军队入城后继续遭到部份民众阻挠。官方并没有透露实际开枪时间，陈希同只说，晚10时前后，部队仍然采取了极其克制的态度。[57] 晚上10时后，木樨地与长安街的形势急转直下，军队开枪，其中木樨地是死伤最多的焦点。该处聚集数千人。[来源请求]
根据《中国六四真相》描述：士兵一排排冲上大桥，边喊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口号，边向投石头的市民开枪。部队前进一段，人们就高喊：“法西斯！”“流氓政府！”“杀人犯！”约有上百名学生和市民倒在血泊之中，但大部分立刻被送进了旁边的复兴医院[58]。从木樨地到全国总工会约500米左右的路段，两旁建筑物都被打得火星四溅。当晚，22号楼、24号楼两幢部长楼中共有3人在楼上被子弹击中致死，其中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宋汝棼的女婿。[59]
根据《天安门》，解放军直接在长安大街向市民开枪[60]，赵洪亮表示，他身边有5个人倒在地上，他们就往回跑，又说：“一方面心里是害怕的状态，但是也有一方面呢赶紧把人名单给烧了吧”[61]。封从德表示，很多工人很多市民，拿着刀跑来广场，很生气地说：“你们还喊什么不能抵抗？我们的兄弟姐妹都已经死了，你们不能这样喊！”[62]
根据BBC现场报道，解放军从卡车上不分目标的向人群射击；在天安门广场的一次扫射中，她自己被尸体绊倒，几码之外被当场射杀的还有两人，重伤倒地不起的两人；之前北京某儿童医院20分钟内送来40多名遭枪击的重伤者，其中包括妇女和老人，不少人是在自己家中中弹，其中有两人已死亡。中枪者包括徒手阻拦军队的平民以及旁观的民众，也包括现场抢救的医务人员，但她所提供的影片，却完全影不到任何尸体或枪伤[63]。北京体育学院学生方政表示，他双腿被军队坦克辗压[64]，丁子霖亦表示，至少五人被压死，九人被压伤[65]。有说一些死者遗体被戒严部队埋在各处，但说法并未得到证实。
根据张伟国博士[66] 综合外电报道，6月3日晚上十时过后，天安门以西约四公里的复兴门传出枪声。据目击者说，军队向堵塞他们前进的群众开枪，有最少逾三十人死亡，二百多人受伤。伤者入夜后仍不停被送往复兴门外医院。
约6月4日凌晨以后，一辆装甲车在建国门立交桥附近以高速行驶，把载满正在与军人谈话的群众、学生、军人的另一辆军车撞翻，当场压死4人，其中3名是军人，包括被撞爆脑袋的军人司机，但装甲车并没有停下来，继续以高速行驶。当时不论群众或是军人都感到非常愤怒，有些军人甚至流出眼泪。[67][68]
[编辑] 天安门广场
6月4日凌晨零时前后，在距离木樨地超过5公里远的天安门广场，一辆装甲车单独开进了广场内[69]。官方对此没有回应。陈希同后来的报告指，6月4日凌晨以后，有几名暴徒在复兴门立交桥一带，开着抢来的装甲车，边行进边开枪。但他没有表示是否同一部装甲车。
凌晨1时，据共青团北京市委《70天大事记》所记，天安门广场尚有学生、市民数万人。[70] 1时30分，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再次发出内容完全相同的《紧急通告》：“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一切后果完全由自己负责。”[71][72][73]
广场上的流行歌星侯德健表示，起初他们以为是橡皮子弹和木棒，那时学生还给他套著棉大衣和塑胶头盔自卫；但到凌晨2时，来了共4位证人，分别是两位医生和两位学生，才告诉他们说前面开的是真枪、是真子弹。[74]
张伟国博士表示，零晨2时20分，军队开进广场，施放催泪弹，部队从广场南面的前门向中央推进，沿途向高空发射照明弹，群众向天安门广场北面后退。[66]
凌晨2时半，军队包围了天安门广场，将留守的学生围在中间，部队停下待命。[75]
3时左右，封从德表示，约3000至5000名学生围坐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71][76]，此时正绝食的侯德健、刘晓波、周舵、高新决定劝学生离开，并在广播中发言，大意是指北京已在流血，足以唤醒人民，赞扬学生不畏死的精神。刘晓波等人发现有学生之前从军队抢来的枪支，要求立即砸毁枪械，并命令学生必须坚持非暴力原则，否则解放军就会有堂而皇之的理由向学生开枪。
[编辑] 学生全撤走
侯德健等人直接要求会见军队指挥官，表达愿意由他们出面劝余下的学生离去，希望和平解决事件，军队同意。于6月4日凌晨4时，广场灯光全部熄灭，戒严部队发出广播，内容说：
我们呼吁，全体市民和全体同学，不要再烧垃圾，不要再烧垃圾，不要再加强广场的混乱。[77]
吴仁华表示，十几辆坦克开到了纪念碑前面时，有一个学生坚决不退，挥舞着一面红旗爬上帐篷顶，结果，坦克就开过来，连帐篷带人压过去[78]。但根据封从德、侯德健的口供，当时学生正以“声音方式”投票，想撤的人喊撤退，想留的人喊留，两把声音旗鼓相当，但考虑到喊撤退的人可能不敢高声呼叫，学生领袖认为想撤退的人更多，宣布离开[79][80]。凌晨4时半，根据陈希同事后的报告，当时广场上广播了戒严部队指挥部的通知“现在开始清场，同意同学们撤离广场的呼吁。”而根据西班牙的电视台摄影队提供的资料，4时20分，广场再次开灯，戒严部队再次发出广播，内容亦与陈希同的报告很接近：
同学们，戒严部队指挥部决定，现在清场。我们同意同学们的呼吁，请同学们立即撤离天安门广场。戒严部队指挥部，六月四日。（重复）同学们，戒严部队指挥部决定，现在清场。我们同意同学们的呼吁，请同学们立即撤离天安门广场。戒严部队指挥部，六月四日。[77]
大约凌晨4时45分，学生开始撤退。根据《中国六四真相》描述：5时20分左右，天色已明，广场的东南角已没有大群的学生队伍，但仍有约200名左右的学生和市民不肯离去，跟在后面的坦克始终一点一点地推进，显得较有耐心。最后这批人刚撤出广场，不断高喊：“法西斯、法西斯！”“打倒法西斯！”的口号，这时，在毛主席纪念堂附近的戒严部队官兵突然全体高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口号，并朝这支队伍上空鸣枪，进行威慑。约5时40分，天安门广场的清场过程基本结束。[81]
根据西班牙摄制队的录像[77]，天色渐明时，大量学生一边同声高歌，一边联群漫步离开广场，不少学生漫步时更向摄影机挥手、打出胜利手势。学生右手边远处有大量军人静静坐在地上，左手边近处有另一队军人走过，学生向左边的军人不断高喊“走狗！走狗！”军人即使被垃圾击中也没有理会，其中一位戴鸭嘴帽的学生看到摄影机就改喊“打倒法西斯！”但没有学生跟随。另有一位女学生声泪俱下，要由两位女学生搀扶，一位女护士上前关心，扶右手的说“她姐姐被打死了”，这两个镜头也有被《天安门》收录[82]。其他大量学生则继续高歌、漫步、挥手。
清晨时份，由广场撤退的学生，沿途受到市民的欢呼。至6月4日早上7时，在六部口又发生一些混乱，可能是军队发射的一些疑似烟雾弹[77]。后来陈希同在报告中表示，六部口有4名军人被暴徒围攻殴打。[57]
6月4日清晨，由北高联秘书长王有才和北大自治会副主席常劲等人组织200多个自发志愿学生到北京各大医院核实记录学生市民的伤亡情况，当时许多医院都有志愿学生去核实纪录，当时都有这些医院的伤亡人数纪录,当时记录报告死亡人数２０００多人。
6月5日清晨，大量坦克驶入长安街，一名事后被称为王维林的年轻人试图阻挡坦克车队前进，坦克试图绕过他，但未成功，他爬上坦克并与坦克乘员对话，他在爬下坦克后被其他市民接走。[83]
6月5日,北大自治会的部分成员开会，决定学生运动转入地下发展，并留守中国。并准备于6月25日在北海公园开会，但因形势急转直下，未果。同时，鉴于北京的严酷形势，谢健、王有才、蔡健等人委派马学理代表王有才去上海发展，看看学生运动的主力是否能转移到上海、广州等南方城市去。
事后，柴玲在逃亡后曾发出一段录音，指曾见解放军在广场向纪念碑开枪，提到坦克施放毒气并追压撤退学生，又提到有同学“还在帐篷里酣睡的时候坦克已经把他们碾成了肉饼”，并且引述传闻指出“有人说同学死了两百多，也有人讲整个广场已经死了四千多。具体的数字，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侯德健事后接受访问说[84]，他留守至6时半，但在广场上没有看见这情况，并反问“是不是需要用谎言去打击那些说谎的敌人？难道事实还不够有力吗？”另外，根据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官方录像片段，经侯德健劝吁下，学生最后完全撤出广场[85]。这片段与侯德健的说法颇吻合。柴玲事后则指她是“听说”有这情况，间接承认没有亲眼目睹。《中国六四真相》一书的说法是，木樨地是伤亡最重的地方，而在一些主要街道上，军人有向呼喊口号的学生开枪[48][86]。
至于吾尔开希逃亡时，亦曾有录像指他大吃大喝。事后他补充说，当时他是在北京饭店和香港的同学一起，吃了一顿饭。[87]
[编辑] 六四清场后
[编辑] 舆论的耸动
在整个运动中，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媒体，记者蜂拥至天安门广场。因为当时手机及互联网根本不普遍，所以新闻报道必须依靠卫星和普通电话。随着事件的发展，中国政府命令所有在北京的旅馆停止他们的CNN的卫星播放。并且命令外国媒体关闭他们的卫星传播系统。美国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就有一段录像，资深新闻记者，播音员，评论员 Dan Rather 在当晚的现场新闻报道中，不得不在政府官员的监视下，停止传播他们的卫星信号回美国。[88] 因为当时，数码照相机还没有出现。所以记者拍照都一定要用胶卷。六四以后，中国政府派出警察对外国记者进行搜查。那张著名的青年人挡住坦克的照片，根据该记者 Jeff Widener 在美国公共电视台纪录片“坦克人”的描述。他当时住在北京饭店5楼，他的饭店的对面就有警察通过望远镜对住在饭店里的人进行监视。当他拍完照片以后，他立刻将他的胶卷藏在了厕所里的马桶盖子下面。不久，警察就到他的房间搜索，将他其他的胶卷曝光。然后离去。他的胶卷则是由一个叫 Kirk 的美国学生藏在自己的内裤里，偷偷带到美联社的办公室，印出照片，传播到全世界的。[89]
在6月3日至4日，中国大陆的媒体均以不同方法表达对镇压的不满。在6月4日早上6时25分，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英语广播员李丹当晚这样报道：
这里是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请记住1989年6月3日这一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悲剧。
成千上万的群众，其中大多是无辜的市民，被强行入城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杀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们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
士兵驾驶着坦克战车，用机关枪向无数试图阻拦战车的市民和学生扫射。即使在坦克打开通路后，士兵们仍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开枪射击。目击者说有些装甲车甚至辗死那些面对反抗的群众而犹豫不前的步兵。
北京国际电台英语部深深地哀悼在这次悲剧中死难的人们，并且向我们所有的听众呼吁：和我们一起来谴责这种无耻地践踏人权及最野蛮的镇压人民的行径。
鉴于目前北京这种不寻常的形势，我们没有其它新闻可以告诉你们。我们恳请听众谅解，并感谢你们在这最沉痛的时刻收听我们的广播。[90]
英语部的节目负责人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吴学谦的儿子吴晓镛。事情发生后，吴即被调离、审查，整个英语部工作人员都作了检讨。[91]
6月4日早上，《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亦一则题为“北京这一夜”的消息：
本报6月4日凌晨五时讯，解放军报6月4日社论说：自6月3日凌晨开始，首都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
三日二十二时左右，军事博物馆一带响起枪声，戒严部队进城，从午夜到凌晨，友谊医院、阜外医院、北京市急救中心、铁路医院、复兴医院、协和医院和广安门医院等不断给本报来电话，告知收治人员的伤亡情况。
到截稿为止，戒严部队已突进天安门广场。
[92]
《人民日报》该日在新闻选材上亦曲线表达不满，其中国际新闻选用韩国光州事件，以粗黑体写上：“汉城学生绝食示威，抗议当局屠杀镇压。”关于波兰局势的标题为：“警告任何人都不要玩火”，副题为“波领导人指出选举是和解的伟大尝试。”关于中东局势的题目则是：“以军再次入侵黎南部，用飞机坦克对付平民。”而第四版是社会和体育版则分别报道“法官却枉法，诬告反被告，某法院院长被判刑四年半”；“四川一服刑罪犯竟当上人大代表。”一条关于残疾人运动会的报道，标题为：“不能被征服的人”。[93] 事后《人民日报》总社长钱李仁和总编辑谭文瑞都被撤职，编辑吴学灿被判入狱四年。
此外，6月4日当日负责在新闻联播节目中主持的薛飞、杜宪着一袭黑衣、以沉痛的神态进行播音。此后不久，两名主持人即被调离新闻联播节目组。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广播电影电视部一名副部长因“支持动乱”、带领中央电视台等部门工作人员示威游行被撤职。
[编辑] 中国各地区
在北京的学生运动通过大陆的新闻媒体传播，学生运动迅速发展到大陆各地。中国大陆很多地区都有学生和其他行业的人民上街游行示威，支持在北京的学生。因为中共中央没有一致的看法，各地方政府和单位在当时，对民运的态度都有所不同。有纵容，有支持，也有保持沉默。最后，因为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武力清场，在其他各地的学生运动，也因此而自行结束。并没有发生类似天安门的流血事件。
当时的中国大陆媒体也得到了一次少有新闻的开放和自由，他们的报道非常热烈。很多报纸杂志对于学生运动的报道都是非常积极，支持他们的运动。很多新闻媒体的工作人员，包括由共产党直接控制的，例如人民日报，新华社等等，甚至加入了游行队伍。但是后来随着事件的恶化，新闻媒体的报道从支持，逐渐转向和政府的口径一致。还有一些报纸因为言论太过激烈，而被关闭。
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的创办人及主编是一位70多岁的钦本立。这个刊物倡导民主思想。胡耀邦去世后的第四天(4月19日)，《导报》的编辑们举办了一个研讨会。钦本立认为研讨会的内容应该带有实质性的东西而不是一般的哀悼之词。这得到与会者的认同。会上戴晴谈到中国共产党七十年来的历史和几位总书记的命运。她说党的总书记都没有好下场，因为都是“非程序权力更迭”。4月20日，上海市委宣传部得知，《世界经济导报》将开辟专栏悼念胡耀邦。宣传部长陈至立随即告诉了江泽民。由于内容敏感，曾庆红与钦本立讨论第439期《导报》清样问题时，要钦本立删节五百字，主要是严家其、戴晴等人的发言。当江泽民和汪道涵硬压软劝要钦本立同意删节时，却发现十几万份报纸都已印好了，并且四百份已批发给个体报摊。此外，还有相同数量报纸直接送往北京了，最后才追回两万份，但已经造出影响。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后，江泽民召开的市委书记紧急会议。同日在有一万四千名党员参加的大型集会上江泽民宣布停止钦本立的领导职务，并决定对《导报》进行整顿。4月27日，江泽民派刘吉、陈至立负责的“上海市委整顿领导小组”进驻《导报》。撤除具有独立意识的钦本立《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职务的活动。上海有很多学生参加了罢课。
南京很多高校学生都到南京市中心鼓楼广场，新街口广场进行游行。在鼓楼广场的旗杆上，挂上了一个白旗，上书一个祭。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校长在六月二号，在全校大会上，发表了给北京的公开信，支持学生的民主运动。该校学生也去鼓楼广场参加了游行。同时，有些高校的学生为了让工人们也加入罢工，有段时间会到主要交通接口阻拦交通。在这段时间，由于学生运动，南京的公共汽车服务中断，对南京交通带来不便。
成都于6月4日清晨，武警对在市中心天府广场静坐的学生实施清场，冲突中武警打死打伤多人。整个白天大量军警与数万市民在市中心一带对峙，发生暴力冲突。市民向军警投掷石块、砖头，军警释放大量催泪弹试图驱散抗议的市民，并多次鸣枪警告。市民和军警都有多人受伤。傍晚以后，军警全部撤离，市中心一带处于无政府状态。天黑后，开始有人打砸店铺，进入附近的人民商场偷盗，后引起火灾。木结构的商场老建筑基本被烧毁，还波及附近多家住户。 马路对面的人民电影院也被纵火烧毁。前往救火的消防队也受到殴打，消防车被烧毁。
西安发生焚烧汽车等情况。
长沙发生打砸抢事件。黄兴路一带的很多私营商户被哄抢一空。
广州连日和平示威，直至接到北京镇压的消息，演变为骚乱。政府出动军警镇压游行民众，并发生大规模冲突，民间协助大批民运参与者从水路外逃。
[编辑] 大规模搜捕
六四镇压后，中共领导层保持约一个星期沉默，期间各种传闻散播，香港传媒甚至传出中国军队爆发内战的消息，有部队互相开火，中国政府并未澄清，全国各地仍有示威活动，抗议镇压。
直至6月9日上午，邓小平在党政高层陪同之下，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戒严部队高级干部并发表讲话，以此说明邓小平的党政地位未受动摇，全国惩治单位在各地采取行动。
以上海为例，自6月4日清晨起，复旦、同济、交大和华东师大等学生上街游行，并在全市42个地段设路障拦截军车，市政府通过电视电台警告学生不要以为政府软弱可欺，继续一意孤行，同时亦撤走十多个路障。翌日，三万多名学生上街堵塞122个交通道口，市区交通全部中断，郊区企业不足三分之一人上班。
这段期间，上海市政府与学生反复地设路障、清路障，6月6日晚上有五人拦截火车时被撞死，现场聚集3万人，有车厢被焚烧。7日，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工业大学等校有学生在学校礼堂、教学楼设置灵堂，上海传出戒严消息。
上海用电量由6月3日的6653万度电降至6月7日的6128万度，二轻、冶金、纺织、仪表、船舶、航空、电气等行业的997企业的职工缺勤迟到率为34.38%，12家企业全部停产，23家部分停工。6月8日，时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发表电视讲话，强调“上海不能乱”，并澄清决不在上海戒严，他说：“很多同志要求我们动用武装警察，甚至动用军队。我作为市长，在此郑重声明：市委、市政府从来没有考虑过要使用军队，从来没有打算实行‘军管’或‘戒严’，提出‘稳定上海、稳定大局，坚持生产、保障生活’。”直至9日，上海一方面发动工人清除路障，同时6000名学生在人民广场举行追悼会，参加者臂戴黑纱，抬着花圈，举著校旗，有秩序地进入广场，广场不断播出“北京惨案真相”，但随着公安部门大举缉捕学生，各地示威陆续终止。
6月12日，公安部发出“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分子的通告”，通辑全国民运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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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制止社会动乱的通告
北京市公安局搜捕“高自联”在逃分子通缉令
大规模的清算行动由此开始，6月12日公安部要求搜捕方励之、李淑娴；翌日“高自联”21名骨干学生被通辑，其先后为王丹、吾尔开希、刘刚、柴玲、周锋锁、翟伟民、梁擎墩、王正云、郑旭光、马少方、杨涛、王治新、封从德、王超华、王有才、张志清、张伯笠、李录、张铭、熊炜及熊焱[94][95]。6月14日，再颁布命令，搜捕工自联的韩东方、贺力力、刘强共三人。直至6月24日，公安部进一步通缉严家其、包遵信、陈一咨、万润南、苏晓康、王军涛、陈子明。[96]
同一时间，全国亦亦展搜捕行动。截止6月30日，上海143人据报向公安自首；拘捕273人，并声称“破获三个反革命集团和二起台湾国民党特务案”。上海“高自联”骨干分子、香港居民姚勇战（又名张才）在虹桥机场出境时被抓获。黑龙江、吉林、辽宁拘捕612人；陕西、山西、内蒙、四川、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亦1979人，其中贵州更宣称抓获流窜犯罪6035人，摧毁团伙222个。[96]
这些拘捕人士与“六四”并无必然关系，但因碰上严打严审的时期，量刑也被增加。相对来说，在这次大肆搜捕“反革命动乱分子”的过程中，环境最为宽松的当数广东省、海南省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96]
各地法庭则依据共产党的政策“从重从快”判决了一批社会上的“动乱暴乱分子”，一些人遭到处决并在6月10日起陆续以新闻方式告之。直至2007年，仍有至少十三名北京市民在押。[97] 对干部、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则处理相对轻一些。
六四事件发生之后二十日，亦即1989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除了从形式上确认免职赵紫阳、胡启立、芮杏文、阎明复等人的职务，同时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政治局常委，增补李瑞环、丁关根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李鹏同时主导对赵紫阳进行了批判，赵紫阳提出了详尽的辩护与反驳，为中共高层意见分歧留下明确记录。虽然赵紫阳此后不能再露面，但这次政治遗言仍确立他在民主运动中的地位。
6月25日，《人民日报》当日头版以红色大字以及四张图片报道十三届四中全会的消息。标题为：“党的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召开第四次全会”，副标题长达172字：“审议通过李鹏代表政治局提出 关于赵紫阳所犯错误的报告 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政治局常委 增补李瑞环丁关根为书记处书记 撤销赵紫阳的总书记 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员 中央委员和军委第一副主席职务 免去胡启立的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员 书记处书记职务 免去芮杏文阎明复的书记处书记职务 全会之前 中央政治局举行了扩大会议 为四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必要准备”。
[编辑] 逃亡与拯救
六四镇压后，大批参与六四的人士被通缉，大批学生逃亡，其中以香港发动的黄雀行动扮演重要角色。当中国政府6月13日公布“通缉以‘北高联’为首的21名民运领袖”后，香港人陈达钲及罗海星等人展开营救，先后营救133名人，当中吾尔开希、柴玲、封从德、陈一咨、苏晓康等从深圳、珠海、东莞、惠东、海南经香港中转至其他国家。至1989年10月，当行动的两位成员在湛江救援王军涛和陈子明的行动时被官方逮捕而终止。[98]
其中，王丹于89年7月在北京被捕，1993年2月获释，1995年5月再次被捕，1998年4月19日以“保外就医”的名义提前获释，流亡美国。[99] 在2007年底密歇根大学的一次公开演讲中，王丹谈到了部分学生领袖的现状，柴玲在美国创办了高科技公司，并被获准回中国[来源请求]经商，李录在华尔街做投资银行，王丹自己则打算在哈佛大学历史系取得博士学位后从事教书，如果政府允许则希望回国发展。[100]
王有才于1989年8月19日在浙江温州被捕，被判四年，因美国国务卿贝克访问中国，1991年11月提前获得假释。1998年在国内参与组建中国民主党而于1998年11月30日在同年第二次被捕，1998年12月21日被判11年，2004年3月4日以“保外就医”名义提前获释，直接从监狱流亡美国。现在伊利诺伊大学攻读物理学系博士学位。同时继续参与有关中国民主党的一些活动。柴玲于2009年美国的一个悼念六四事件的聚会上宣称她将要复出，继续为“平反六四”发声，并且打破了有关她与中共政府和解及经商的传言。[来源请求]
[编辑] 六四死难者
关于死伤情况，一般均认为死伤有发生于天安门以外。但对于天安门广场内和平请愿、手无寸铁的大量学生的死伤情形，则有不同说法：
[编辑] 中国政府官方
中国政府称天安门广场上没有死一个人，但在城外则有暴徒被击毙，有解放军士兵伤亡。[101] 当戒严部队抵达天安门广场时，广场内仍有数千学生留守在纪念碑附近不肯离去，再经游说后方肯撤离。
至于天安门广场以外，据当时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在《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透露，早于6月1日，已开始有工自联煽动的暴徒冲击北京市政府。暴乱持续至6月3日时，暴徒开始策划于第二天6月4日星期天发动更大规模的暴乱，促使中央于6月3日下午命令戒严部队进城。他称“在几天的暴乱中”“戒严部队战士、武警战士、公安干警负伤6000多人，死亡数十人”“有3000多名非军人受伤，200余人死亡，包括36名大学生。”在木樨地暴乱影片中可以看到[102]，军人手中有武器，反而挨打[103]。暴徒使用铁棍、铁链、菜刀、燃烧瓶、甚至喷火器进行破坏，陈希同继而指出，正如邓小平所说：“是因为好人和坏人混杂在一起，使我们有些应该采取的断然措施难于出手”。[57] 中国政府在事后不再谈论六四，亦严禁民间人士谈论[104]，中国政府则声称是“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取得镇压反革命暴乱的伟大胜利”[105]。
中国官方曾公布过一部份死难者，包括：刘国庚、崔国政、李国瑞、马国选、王锦伟、王其富、李强、杜怀庆、李楝国、王小兵、徐如军等等[106]，对于部份已确认被误杀的市民和学生，中国政府仅在2006年发放过唯一一宗补助金。[107]
周国聪 - 2006年其母获政府发放“困难补助”。[107]
刘国庚 -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在六四中死亡后获邓小平追授“共和国卫士”称号。
[编辑] 民间与境外媒体
大陆本地的媒体的报道大多不会猜测死亡人数，但港台及海外媒体的报导则多称死亡人数在千人以上，戒严部队死亡十多人[108]。网站《六四档案》将之称为“六四屠杀”或“天安门屠杀”。[109] 其他不同媒体也有不同的报道，从未能确定人数，到几千人不等。2009年3月香港《苹果日报》使用未经证实的消息报道，当年的武力驱散行动中，最小的遇难者年龄可能为3岁。[110] 一些独立媒体对此事件的报道为中国政府暴力镇压和屠杀和平示威的学生与市民。
[编辑] 个人报道
1989年吾尔开希提及死亡的同学最少数以千计，他的朋友亲眼看见同学的尸体放火烧了。清华大学某位老师形容，坦克车冲过来就压，压过去压回来。[111]
1989年6月8日柴玲的录音讲话提到:“有人说同学死了两百多，也有人讲整个广场已经死了四千多。具体的数字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但柴玲的说法普遍被指有误。[112]侯德建批评很多人说广场上有人死，但他强调他没有看见，又说如果我们真的需要用谎言去打击说谎的敌人，也许你的谎言会先被揭穿。
1994年丁子霖教授出版《六四受难者名册》一书指出，她自己的儿子蒋捷连跳窗离家经木樨地去天安门广场，在复外大街29楼前长花坛后被子弹击中丧生。她开始联合其他死难者的家长，组成“天安门母亲运动”，她们收集出一份死难者名单[113]，要求政府还其公道。名单包括约40名大学生、约15名硕士博士等研究生及几名中学生，总数比官方多出一倍。名单内186名死难者当中，有4名是被坦克压死，清场过程中军队亦曾向广场内学生开枪并杀死了学生，如中国人民大学学生程仁兴，被戒严士兵乱枪打死在广场中心的国旗杆下[114]；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硕士研究生戴金平，被枪杀于毛泽东纪念堂附近[115]。名单亦包括一名没有公布姓名的新华社记者。
蒋捷连 - 丁子霖教授之子，在前往天安门广场的路上被解放军枪杀。详细名单：六四死难者名单，目前能确认的共186名。
2009年5月20日时任新华社国内新闻部主任张万舒在香港出版新书《历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实录》，书中据当时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谭云鹤的话，此事件死亡人数727人，学生和群众死亡713人，军队死亡14人。张万舒根据史料和官方媒体，记录1989年4月14日至6月10日的情况。[116]
2009年5月郝建带领铿锵集记者拍摄4位六四死难者墓地，包括郝致京、袁力、段昌隆和王卫萍。[117]
[编辑] 世界各地的反应
六四事件后西方各国一致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且外交上不排除和中国决裂，与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复交，但持续不到一年，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现实情况，在与中国政府达成妥协的情况下，1990年，部分国家陆续恢复了和中国的接触和正常经贸关系，1989年以前的进行的军事合作则被全面中止。 [118]
[编辑] 华人地区
维基文库中相关的原始文献：
支援大陆民主运动措施http://zh.wikisource.org/wiki/支援大陆民主运动措施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发表声明：“为抗议中共以武力镇压大陆民主运动，呼吁全世界所有爱好自由，重视人权的国家与人士，对中共暴行给予最严厉的谴责。”对中国大陆同胞给予一切可能的支援，并与中共作彻底的决裂。国防部于当日下令“停休返防，全体国军官兵迅速进入备战部署。”
台湾民间也有游行，支持大陆学生民主运动。在六四前夕，台湾歌星们因此而创作了一个歌曲：历史的伤口。行政院作为支援大陆民主运动的特别措施，公布了四项措施，其中有：向放弃中国大陆护照（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在外国的大陆留学生和学者发放中华民国护照；向这些留学生和学者提供学费和生活补助。
英属香港：
1989年5月21日，文汇报在北京宣布戒严的第2日，以开天窗形式发表社论，刊登了“痛心疾首”的四字，对香港社会产生巨大冲击。
大批香港人参与多场大游行，并且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烛光晚会。1989年5月27号，香港演艺界在跑马地马场举行民主歌声献中华集会，30万人参加，发动募捐。当镇压发生后，5日清晨，中国银行出现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挤提，一日内被提走50亿港元；支联会原订8日举行全港罢工、罢课、罢市，但6日当晚有人在旺角闹市出现混乱，教育署宣布7日全港学校停课一天，同时行政局照会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取消“三罢”活动。港督卫奕信爵士形容流血事件是惨剧，感到震惊及悲哀。他同时认为，这个悲伤的时刻值得香港人反省。
澳门：
澳门总督文礼治发表声明：“这刻我认为适宜发表的谈话是：使用武力对付手无寸铁的群众是不可以接受的”。6月5日，中国银行澳门分行及属下银行出现首次挤提，当天被提走3.3亿港元。
新加坡：
新加坡政府对中国事态维持一贯态度：不予置评。另外，自翌日起，数以千计的新加坡人纷纷到中国银行挤兑。
[编辑] 国际组织
联合国：6月5日，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指事件令人“极为沮丧”，虽然联合国宪章规定不应干涉各国司法权范围内的事务，但他非常希望北京能保持最大克制。
世界银行：6月12日，世界银行原定于13日讨论向北京提供2.3亿美元的新贷款，但因应局势而延期讨论。
[编辑] 亚洲国家
韩国：5日，外务部表示“事件表示关注”，并希望“局势不致进一步恶化而能和平解决”。
日本：5日，首相宇野宗佑在首相官邸说：“我对戒严部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进行武力镇压造成重大伤亡一事不胜忧虑。期望局势能平稳下来。”同日，社会党、公民党、民社党发表谴责声明，并从六日起，日本三和银行、大和银行、住友银行、日本生命保险公司、松下电器公司、西武百货、三越公司等驻北京、上海、西安等地的办事处人员被指示回国，当天共1163人回国。6日，日本银行协会联合会宣布冻结给中国的两笔贷款，数额为1.45亿美元。7日，日本首相宇野指政府不能把枪口对准国民，并召见中国大使，转达政府的严厉见解。下午，外务省指“中国政府行为从人道上来说是不能允许的。”同日，中国戒严部队因向外交人员公寓开枪，3名日本使馆人员住宅遭枪击，外务省提出强烈抗议，当天有1774日人离京，同日官房长建议在北京的日本人避难，并实施两项政策：“一、通过红十字会提供药品等紧急援助；二、延长在日中国留学生的签证”。8日，通产省宣布把中国划为“特殊国家”，每宗货物均需要取得批准方能出口。20日，日本政府宣布冻结向中国提供的57亿美元贷款，这个行动“等于暂停对中国的一切援助”。
越南：8日，政府外交部发言人澄清，西方电台报道河内支持中国政府的行动“纯属捏造”。“这是中国的内政。发生这场流血事件是令人遗憾的。我们希望中国的局势正常。”
泰国：总理差猜·春哈旺声明：“对中国发生的事件表示遗憾。这是中国的内部事务，我们不考虑任何看法。”但他又说：“如果中国采取强硬路线的领导人居支配地位，就有可能使解决柬埔寨冲突的速度缓慢下来”。8日，泰国派专机撤回北京85名泰国公民，驻中国大使馆只留10名官员。
马来西亚：8日，首相马哈迪说：“我们无意干涉他们的内政。但是，我们对造成许多人死亡，尤其是造成许多青年死亡的战斗表示遗憾。”
巴基斯坦：联合国举行制裁中国决议的大会上，巴国驻联合国代表：“巴基斯坦国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主张，坚决反对联合国公开干预成员国内政，特别是干涉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事务”。巴基斯坦是当时仅有的支持中国政府的2个国家的其中一个。
印度尼西亚：8日，印尼政治及安全事务部长苏多莫说：“尽管最近北京发生了政治动乱，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关于关系正常化的会谈将继续下去”。
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夫人说：“我国对中国的政策依然如故。菲律宾驻北京大使馆仍照常工作。我们下达的指示是，确保我国在那里的公民安全并密切监视那里的事态发展。”
[编辑]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美国：6月5日上午，乔治·布什总统宣布暂停向中国出售武器、暂停两国军事互访、重新研究中国留美学生延期逗留申请、通过红十字会向中国伤者提供医疗援助、并检讨双边关系的其他事宜。中午，布什在白宫会见四名中国留美学生40分钟。5日，众议院以406票赞成，0票反对通过“谴责北京镇压事件，支持总统采取行动断绝同中国军事合作”；6日，参议院以100票赞成，0票反对，要求总统制裁中国，当中包括要求美国之音增设华语节目。同日，国务院宣布所有中国国民在签证到期后可留在美国。7日，因应戒严部队向外交人员公寓开枪，美国大使馆下令外交人员撤离，125人离开中国。8日，美国国务卿贝克说无法断定中国由谁人掌权，呼吁美国公民离开中国。同日，纽约市长郭德华宣布中止同北京的姊妹城市的关系，并建议纽约市第42街和第12大街的交叉路口命名为“天安门广场”。20日，白宫宣布美国政府要求国际金融机构推迟向中国提供新贷。1989年六四事件后，美国政府发放给1989年6月4日到1990年4月11日之间在美停留过的所有中国公民的绿卡，亦称为“六四血卡”。美国国会为此特别通过了《1992年中国学生保护法案》。
欧洲共同体（欧盟前身）：6月5日欧洲共同体执行委员会：“对于痛受折磨的北京人民遭到镇压表示遗憾”，并指要是中国改革夭折，中欧合作可能永久性受影响，并取消预定6月6日举行的中国联合委员会的高级磋商会议。6日，共同体12个成员国发表公报，强烈谴责武力镇压，对“悲剧极度震惊”，指“严重的动乱仍在继续”，呼吁“中国停止以武力对付北京和全国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立即寻求和平解决办法”，宣布中断中国与共同体的贸易。27日，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通过制裁中国，措施包括：
在适当的国际机构内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要求独立观察员能参加审判和探望犯人；
停止成员国与中国的军事合作和实行武器禁运；
中断双边部长级和高层接触；
推迟共同体与中国的新合作计划；
文化、科学和技术合作计划仅限于在有利改善目前状况的行动；
成员国延长中国学生的签证；
推迟批出新贷款。
加拿大：4日，加拿大政府表示对事件感到震惊，敦促北京停止“愚蠢的屠杀”。外交部长克拉克说：“中国政府不分青红皂白和野蛮地使用武力……我们对这种愚蠢的暴力行为和悲惨的死亡表示强烈震惊……我们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停止军队的野蛮屠杀。”
英国：5日下午，英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召见中国驻英临时代办宋明江“对北京流血事件极为震惊。”并决定“取消中国司法部长蔡诚对英国的访问”、“取消英国农业大臣约翰·麦格雷戈对中国的访问。”6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下议院说：“这场流血表明，共产主义总是随时准备以武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头脑单纯的人，……显然，（英国）不可能继续与中国保持正常来往”，并指看不出如何能与中国政府就香港前途进行接触。镜报集团于7日起停止在欧洲出版中国官方英文版报纸《中国日报》。
法国：6日，法国总理米歇尔·罗卡尔宣布冻结法中两国的各级关系，总统、总理及政府官员与中国领导人将不再有任何接触。7日，外交部宣布把驻中国的外交员减至最低限度，并指法中军事合作亦会中止。
西德：5日，联邦总统魏茨泽克说：“我不仅对动用武力表示最深切的遗憾，而且希望中国重新采取符合其人道传统的方法。”联邦外交部宣布西德与中国中终高层领导会晤，并已经与美、英、法协调一致的反应。联邦政府正式发表声明，呼吁中国政府不要再使用任何暴力，通过对话解决危机。8日，德中经济委员会秋季会议取消。
比利时：取消了预定6日两名国务部长与中国经贸部长郑拓彬的部长级会谈。
矗立在西班牙圣罗克公园一角的一座纪念和重现六四天安门事件的雕像（Jose Antonio Elvira作品），由阿维拉国际特赦组织捐赠 西班牙：5日，西班牙首相冈萨雷斯对事件“极担心”，“希望中国能够使其民主化进程达到终点。”6日晚外交部宣布冻结西中两国的高层接触。
奥地利：5日，总统瓦尔德海姆、总理弗拉尼茨基、外交部长莫克等相继发表谈话，“对北京事件极为震惊，要求中国领导人立即停止动用军队，和平解决事态”。外交部当日召见中国驻奥大使，让大使转交奥政府抗议，并取消欢迎正在奥国访问的中国司法部长蔡诚的活动，关闭奥钢联和爱林等公司驻北京代表处。
希腊：5日，希腊外交部发表声明：“对暴力冲突和造成的伤亡深表遗憾，希望中国的事件将不会导致民主进程走向绝境。”执政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最大的反对党希腊新民主党、希腊共产党、希腊左翼党、希腊民主党都于同日发表谴责声明，3000多名希腊人到雅典中国使馆抗议。
芬兰：5日芬兰外长佩尔蒂·帕西奥指“中国如此使用暴力令人无法理解”。“社会主义民主绝不是向群众动用装甲车，人民的军队绝不是向人民群众开枪”。同日，芬兰共产党主席阿尔莫·瓦尔斯特发声明谴责屠城。
荷兰：6日，荷兰外交部宣布冻结荷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6日晚，荷兰外交部宣布，荷兰王国已决定中断它同中国的高层接触。
葡萄牙：5日，政府声明指：“对北京发生的惨剧极度悲伤，坚决反对向手无寸铁的平民使用暴力”。7日，葡萄牙总理阿尼巴尔席尔瓦说：“我们对中国局势表示忧虑，决定派一名部长前往澳门安慰这块将于1999年归还中国领土上的居民。”
丹麦：7日，丹麦政府取消对向中国发放十亿丹麦克朗（约计1.5亿美元）的出口贷款及援款。丹麦议会外委会主席埃尔姆奎斯特说:“暴行必须停上。只有该国出现另一种政治气候时，援助才能恢复”。
瑞典：5日取消国防大臣卡尔松到北京的访问，取消前任中国国家主席、时任政协主席李先念对瑞典的访问。8日，瑞典外交部冻结对中国的援助。
瑞士：5日，瑞士联邦政府就北京事件向中国驻伯尔尼大使馆递交了一份照会，“呼吁采取克制和尊重人权，希望以对话替代武力手段”。
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总理霍克在电视演说中为死难者落泪，时取消访问中国的计划。
新西兰：6日下午，总理朗伊宣布：“内阁己决定请外交部长马歇尔召见中国驻新大使倪正建，告诉他新西兰政府对北京流血事件感到憎恶”，取消警察部长原定20日到中国的访问，并宣布暂停新西兰政府部长和中国政府代表之间的接触，呼吁国民不要去中国旅游。
巴西：5日政府声明指“对这个友好国家的人民和政府带来的动荡感到痛心。”这一声明打破了巴西不评论其它国内部事务的惯例。
[编辑]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阵营
参见：东欧剧变
苏联：６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关于中国事件声明”：“不管情绪有时是多么激烈，重要的是要耐心地寻找由社会团结目标所确定的相应的政治解决办法”，“中国目前发生的事件是该国的内政。其他方因施加压力的任何尝试都是不合适的。这种尝试只会激化情绪，而无论如何也不会促进局势的安定”，“我们衷心希望友好的中国人民能够尽快翻过自己历史上这悲惨的一页”。9日，苏联政府发言人格拉西莫夫说：“没有预料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极为惊愕。”“自从上周末北京发生暴力事件以来，就无法和中国首都进行电话联系”。15日，戈尔巴乔夫说：“我们都对中国的事感到十分不安。我们都在为这个伟大国家的深刻改革和改造的进程是否会中断而感到担心”，并指六四事件为国际局势改善带来负面影响。
东德：东德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指：“武力镇压反革命人士是对的。”
南斯拉夫：6日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声明指：“对所发生的悲惨事件和无辜的人员牺牲表示遗憾”，并忧虑中国经济政治改革被终止，“希望中国通过政治努力和公开对话消除危机，并同所有民主的进步力量一起保证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继续下去。”8日，南斯拉夫外交部长布迪米·隆查尔指“经济开放及其后果之间的冲突已经影响中国社会政治趋势，它们没有受到所有人同等程度的珍视”，“无论哪种发展思想在中国占上风，中国的事态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其国际关系，这个国家正面临着艰难的日子”。
匈牙利：5日，政府国务部长波日高伊·伊姆雷和外交部长霍尔恩·久洛指“北京事件非常令人遗憾，也向我们提出一个严重警告，我们必须采取一切措施，使任何一个政权都不能使用这种手段，去巩固保守统治地位和独裁统治。”匈牙利政府指“这一悲剧证明，在改革过程中，行使权力的政治家的忍让精神和为民族命运负责精神是多么重要，政府为建立保证基本人权的法律是多么必要。”7日，匈牙利政府指“用武器和暴力”毫无意义和不能解决问题，“尊重基本人权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事业和国际义务，任何国家都不能它看成是绝对的内政”。当日下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格罗斯发表声明，“一、我们强烈谴责暴力和兄弟之间的战争。这种方式同社会主义是不相容的。二、我真诚地希望，理智将占上风，并尽快回到和平建设的道路上。”
在波兰弗罗茨瓦夫市的一象征这场人民抗议事件的象征性雕塑——被坦克压扁的自行车和坦克行进痕迹 波兰：6日，波兰政府发言人：“波兰社会和当局以深切关注的心情得悉在北京发生的悲剧性事件。我们对死伤者的家属表示最真挚的慰问。”“我们相信，中国人将跟过去一样不诉诸武力……理智和现实主义将占上风，中国的改革进程和它的国际地位将不遭到削弱。”波兰传媒连日来以显著篇幅报道北京局势。13日，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说：“中国是幅员辽阔而神秘的国家。我只能对发生的事情感到遗憾。”关于军事管制，“只有当国家的基础本身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才有理由作出这样一个决定。”
[编辑] 对中国的深远影响
[编辑] 事件定性
中国大陆政府对事件的评价从“动乱”演变成“暴乱”，随后又降为“风波”。其中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称为“社会动乱”；六四戒严指挥部清场时称为“反革命暴乱”；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称为“严重的政治风波”，后统一为“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或“八十年代末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十余年来党政领导人几次公开面对海外媒体对“六四”平反问题的质询，但并未正面评价当时的措施。
事件被中国大陆政府刻意淡化，至今仍严格限制有关六四的议论，对死难者家属的私人悼念活动也进行干预，每年6月4日前后天安门广场亦会加派警力。[119]。2005年赵紫阳逝世时，官方新闻稿也没有触及“六四”二字，只说赵犯了政治过失。至今六四事件仍是中国大陆的政治禁忌。
在中国共产党机关报纸《人民日报》的官方网站人民网也有对“1989年政治风波”的简要描述。[120]
[编辑] 平反六四
平反六四是民间不满官方对六四事件的评价而作出的要求。自事件发生以后，此呼声一直存在，周年时尤甚明显。而于2002年6月，当时为台北市长的马英九曾谓六四不平反，则没条件谈两岸统一；文化局长龙应台则表示，六四不只影响中国的命运，还有世界秩序的重建。[121]至于要求中共平反八九民运的组织—“天安门母亲”就要求中共彻查事件真相、正面评价八九民运、释放被囚民运人士、就事件负上责任、向公众道歉、向死者家属及伤者赔偿等。[122]
[编辑] 经济改革
1989年中国已实施门户开放政策满十年，外界关注六四后中国会否收紧经改步伐，当时李鹏主张把每年增长压缩在6%，32名资深党员更建议取消所有经济特区，但邓小平指：“意识形态取代不了米。”1992年邓小平到深圳、广东、珠海及长江三角州一带“南巡”，表明继续维持改革的方向，并说：“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
南巡促进了国内的改革进程和社会发展，当年GDP增长即达到了最高的12.8％，并且从此一直保持了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发展速度。他亦把胡耀邦和赵紫阳下台的原因，归究在“政治犯错”，而非他们加速经济成长的方法。迄今为止，中国大陆大致保持经济开放、政治保守的格局。
[编辑] 意识形态控制
在加速经改的同时，邓小平开始调整中国的意识形态，扭转倾倒西方民主的思潮。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自此“走向富裕”成为六四后最显著的思潮，“发展是硬道理”成为压倒一切的方针。
中国民族主义的情绪亦得到政府的支持。1993年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期望在这个具象征意义的年份展现新中国的气象，加强国人的自豪感，随着北京败于悉尼，中国政府被指把[谁？]国内不满情绪，转化成对他国的控诉。[来源请求]美、日等国政府一直声称中国鼓吹民间的反美、反日情绪，让国内不满情绪透过民族主义宣泄；中国一直否认有关指控，但在六四后，民间于千禧年前后出现的最大游行，分别针对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以及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等国际议题。
原先使用的中国大陆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完全没有描述六四。北京学者陈子明翻阅了自己儿子的高中历史课本，发现这段历史已经消失了：“从82年的立宪，又讲了84年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再下来就一下跳到1998年的村民村委会组织法。”有人认为这种做法实际上完全违背了司马迁所开创的修史传统。六四死难者的家属丁子霖认为，“教育家和历史学家这样描述记录历史，误导下一代，无疑是一种犯罪。无论搞教育的人来说，还是搞历史的，从事历史专业的人来说，真的，这都是一种犯罪。日本人杀害了很多中国人，应忏悔。但是我们自己对自己同胞的残害，北京大屠杀，六四大屠杀，又是20年一贯制地掩盖真相。这是犯罪，政客在犯罪，这么多搞教育的人，搞历史的人，为了同当局保持一致，太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也是对历史的一种犯罪。”[123]
现行的中国大陆一些修订后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在文字中简要提到了六四，没有进行详细的描述，“1989年发生严重的政治风波，有人对改革开放存有疑问，对社会主义的前途信心不足，对党的基本路线产生了动摇”[124]。在实际教学中，历史教师对此会进行讲解和补充，但程度不一。
[编辑] 政治演变
民主运动，反腐败，反官倒的运动被镇压，共产党为了延续自己的统治，不得不做出改正。六四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对“七项原则”，其中包括根除腐败以及党内裙带关系，随后2年实行不同条例以限制官员们范围广泛的特权：新年宴会降格为茶话会；旅行受到限制，不许在风景胜地召开会议（其后有关建议于9月生效）；禁止公车私用，购买昂贵的进口轿车；削减年终奖金和发放物品等。尽管这些措施有一定成效，但有看法认为这类措施因为是共产党自己设定，自己监督，所以根本就没有办法做到公正。在中小城市，政府部门公车私用，购买昂贵进口轿车的现象仍然严重。腐败现象依然大量存在，多名中国贪官逍遥法外。近年来，也有很多贪官污吏在任职期间利用权力之便，将自己的家属移民到美加澳等国，取得国籍。随后将自己的贪污赃款以家属合法收入或以海外投资等方式，转移国外。这些官员一旦觉得自己的贪污行为就将败露，就会以投亲名义（有的官员甚至在任职时就取得了海外居住权），逃亡海外，逍遥法外。相关内容看，中华人民共和国贪污案件。
1992年人大会议讨论长江三峡工程，虽然方案得到李鹏及多名老干部支持，但2588名人大会议成员投票时，赞成票仅得68.27%，共1767票，有177投反对票，644人投废票，数人甚至弃权，这一情况自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立国后所仅见。同样地，人民过去选举地方干部时，大多依从中央指定的候选人，但有几个地方却自行选出更受民众欢迎的代表。少数农村开始实行由村民选举领导人的方法。2001年2月14日，辽宁沈阳人民代表大会否决了人民政府、人民法院的2000年工作报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然而，即使到今天，政府的管制仍然严格，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改变。
[编辑] 言论和行为管制
在大部分情况下，媒体不得刊载六四内容，六四后有北京市民曾公开接受西方媒体采访，谴责军队屠城，中央电视台辑录了该片段，并呼吁全国寻找这名反动份子，该市民最终被捕并判刑。大部分民众在事后保持沉默，不愿发表对六四的任何意见[48]。许多中国80后的年青人不知道有此事的发生，一些人甚至因文章中出现“六”“四”或“6”“4”等相关数字而受到牵连[125]。
谷歌、雅虎等海外网站的中国版受到中国政府的压力，不得不屏蔽一切有关六四及其他政治敏感的网页。2007年6月4日，《成都晚报》的一个年轻女职员因未了解六四事件的相关历史，当有人要刊登“向坚强的64遇难者母亲致敬”的广告，并且告诉她是一个矿难。她就批准刊登了。结果导致一名副总编辑，二名编辑，和《成都晚报》广告部四名职工全部被解雇。[126]；2008年的香港维园六四烛光晚会被CCTV描述为香港市民悼念汶川大地震死难同胞[127][128];2008年7月24日《新京报》刊登了一张六四事件照片遭下令在市面全面回收。[129]
在严格的媒体管制下，中国政府一直宣传六四事件是外国势力混入学运，意图挑战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外国势力”借助民众热情，配合中国一些政治人物，以图利用学生推翻现政府从而掌权，建立一个顺从于西方社会的政府。苏联解体后，部分民众也认为如果没有平定动乱，中国也会像苏联般瓦解。国内也有一定数量的声音认同“稳定压倒一切”，批评激进的学生只会令社会不稳。[130] 当论述中偏离这一观点时，言论一般会受到封杀。
然而多年来不断有人突破限制，通过各种渠道表达对六四的看法。最早披露SARS爆发的蒋彦永因为在2004年上书中国人大要求为六四正名，从而被软禁后加以监视。[131][132]
2009年，六四20周年来临前夕，同时又将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国庆庆祝仪式，“中国政府加紧了对异议人士的控制”[来源请求]。
[编辑] 群众运动
六四后中国调整了一系列应付群众运动的措施，89年后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事件绝迹。江泽民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我们应当从这件事中吸取一些教训，正如中国一句谚语所说的‘吃一堑，长一智’。”他指防暴应由警察负责，而非军队，有必要进行更好的防暴训练，并使用橡胶子弹等非致命武器。
1999年，北约炸毁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后，北京出现自六四后最大的示威，政府沿路派出警察维持秩序，并未有拦阻示威人流；2005年北京反日示威上，政府亦依这一方针处理。中国官方称这些游行为爱国主义[133][134]，外界质疑这是中国政府在将矛头转以民族主义表达。[135]
但迄今，中国大陆仍未解除对示威的限制，全国各地屡有发生“群体性事件”，少数酿成严重的冲突，但大部分事件都没有报道，少数被曝光的则受到各级政府的限制及诱导式的报道，例如以“不明真相的群众被‘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煽动”等用语予以概括，有大量失实成分。但近年来由于社会舆论尤其是互联网舆论的发展，一些示威开始得到了大量报道，例如“石首事件”。迄今为止，并未有如六四事件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力的示威事件。
[编辑] 香港的反应
移民潮
六四引发港人大规模的移民潮，这批新移民所带来的庞大现金储备和税收，为移民目的地的经济重新注入活力，其中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籍著香港移民的资金而改善经济，并吸引更多亚洲移民。
政治对立
原本倾向中国政府的一批政界人士，一部分在六四后与政府分道扬镳，埋下香港人与中国政府之间的不信任，其中包括香港主要政党之一香港民主同盟(港同盟，民主党前身之一)于过程中诞生，而过去一直强烈支持中国政府的知名人士如支联会主席司徒华亦成为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人士，而查良镛(金庸)则在1996年成为筹委会成员。
民潮转向对立
六四亦令大专团体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学联）的政治方向转变，由亲北京立场转为与北京对抗，并主导香港的学运方向。为抗衡学界的抗争，亲北京阵营在商人资助下成立“学协”，意图改变学运的方向。
民众运动
当时香港民间发起了三次超过一百万香港市民参与的支持北京学生运动的六四游行，是香港开埠以来最大型的政治活动，透过游行示威争取权益在香港普及起来，每年都出现大大小小的游行。其中较显著的包括2003年7月1日的香港七一游行。每年支联会亦会举行烛光晚会，悼念“六四”死难者。
教科书淡化历史
1994年，香港前教育署长黄星华，建议出版社不要把“六四事件”编入历史课本。书面声明称：“教育署与有关的出版商会晤后，出版商亦同意教育署的看法，认为发生于20年内，特别是尚未有足够的时间，待有关事件获得客观的分析、鉴定和评估，才能落实，相隔20年的时间应是一个合理的界限。”多年来，会考也没有出过六四试题。2009年，立法会教育界议员张文光查阅4本9月新学年实施的新高中学制的新历史课本。发现教科书都淡化当年中国政府的血腥镇压及暴力。将当时的责任归咎于在天安门广场学生，称政府做法是无可奈何。也没有描述军队出动坦克，枪械，进行镇压的经过。只采用“清场”或“武力干预”的词语。[136]
行政长官论调
2009年5月19日，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回答立法会议员对于平反六四的要求时指，六四事件发生已有20年，国家发展为香港带来繁荣稳定，香港人对国家的发展有客观的评价；他自己的意见就是代表香港人的整体意见，而香港人的意见亦会影响到他的意见，他声称自己感觉到香港人是有这样看法。议员补充追问：“是否经济搞得好，就可以不承认杀人呢？香港为了分享利益，是否就应该埋没良心呢？”曾荫权说：“我的意见是代表香港人整体意见。”曾荫权的言论在香港各界更引起极大的回响，大多数市民都认为曾无权代表全香港的市民。立法会议员梁国雄更宣称曾荫权强奸民意，要求曾荫权收回言论，但当时曾荫权坚持他的意见是正确。言论引起泛民主派议员不满并离场抗议。其后曾荫权承认自己用词不当，并向全港市民道歉。[137]
[编辑] 不同看法
2009年，广东副省长在会见香港立法会考察团时拒绝回答六四问题。同年5月19日，中国大陆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到中国政府对六四事件看法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措辞谨慎地答道：“关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在中国发生的那场风波和所有有关问题，我们党和政府早已有了明确的结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事实证明，我们所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心声。”[138] 香港立法会议员大胆的批评政府的官方说法，指她“有钱便可杀人”。[来源请求]
[编辑] 二十年后
20年后香港的维园六四烛光晚会中国大陆在经历了“六四”二十年后，当年提出的民主化改革有进步，但仍是一党专政，基层尚没有实行民主选举，中国经济大幅增长，但部份工人与农民的利益受到了地方政府及财团的侵害，部分地方政府与财团相互勾结。贪污较为频繁，中央对贪官污吏的惩治不足以使所有人民满意。
香港特首曾荫权与亲建制派认为香港人应该忘记“六四”，香港泛民主派则坚持“毋忘六四”。民间则有不同看法，多数人则不同意忘记“六四”，但不应太过执著于此事。由于教育部门淡化六四事件，香港新一代对此认识不深。[139]
根据香港电视于六四前的多个新闻纪录片，很多学生领袖都表示，他们在当年“支持中国共产党、支持社会主义”，因为热爱共产党才发动学生运动，最后却被污蔑为“反社会主义、反中国共产党”，而感到无奈。现在他们都很渴望回国，但即使回到国内也仍会坚持发展中国的民主。[140]
但一些被访问到的知识分子的指，中国共产党因为要杀人灭口，而被迫逃亡。许多参与学运的工人，都被驱逐出境，至今无法回国。[140]2009年中国大陆各大城市从6月3日开始，明显加强了警力，四处巡逻、搜查可疑人物，对相关异议人士（如穿着黑白色、89、64等衣服或手持蜡烛）进行监视、盘查、拘禁。[来源请求]大陆城市没有抗议示威活动出现，天安门有大批民警与武警搜索进出天安门人们的物品，北京市面相当平静。[来源请求]但是早于清明节，广州已有部分受监视之人士，进行了私人式的纪念聚会。部分大陆博客服务商拒绝用家上载名称中带有64、89的图片文件。[141][140] 同时某些网站（如人人网）对64、20等与六四二十周年相关的数字进行临时屏蔽。同日晚上，香港如常于维园举行六四烛光晚会。维园六个足球场、旁边草地以及篮球场坐满了参加者。支联会表示有15万人参与，但政府则称有62,800人。[140]
[编辑] 相关影视书刊
[编辑] 中国大陆政府查禁作品
电影《颐和园》，2006年，电影《颐和园》因为故事情节涉及到六四事件，因此在中国大陆被禁演。2006年9月1日，中国大陆的电影局规定导演娄烨和制片人耐安一起 ，5年内不得拍片。[142]
《六四诗集》，美国博大出版社2007年5月初版，ISBN 962-86907-8-7
书籍《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2007年7月，《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在美国洛杉矶华人书店开始发行。
《改革历程》赵紫阳录音回忆，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5月29日初版，ISBN 978-988-17202-7-6，英文版"Prisoner of the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 of Premier Zhao Ziyang"（字面翻译“国家的囚犯：赵紫阳总理的秘密记事”）ISBN 978-1-4391-4938-6，台版《国家的囚徒：赵紫阳的秘密录音》，时报文化 2009年6月8日初版，ISBN 978-957-13-5052-3。
《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吴仁华 著，美国真相出版社2009年5月初版，ISBN 978-0-9823203-8-9
[编辑] 大陆部分出版
《惊心动魄的56天》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 编，天地出版社1989年8月初版，ISBN 7-80068-096-7；香港注释本由天安门民主大学海外复校计划香港筹备处 注释，青文书屋1990年6月初版。
《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材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初版，ISBN 7-208-00709-8
《五十天的回顾与反思》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8月初版，ISBN 7-04-002769-0 /Z.16
《70天大事记─胡耀邦病逝到赵紫阳解职》共青团北京市委 编，北京出版社1990年6月初版，ISBN 7-200-00991-1 /D.44
《北京风波纪实》〈北京风波纪实〉编委会编，北京出版社1989年8月初版，ISBN 7-200-00926-1
《1989'北京制止动乱 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 编，北京日报出版社1989年8月初版，ISBN 7-80502-339-5 /D.31
《维护宪法尊严 稳定国家大局》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89年7月初版，ISBN 7-80078-007-4 /D.07
《戒严令发布之前──4.15-5.20动乱大事纪》乔 初编，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年8月初版，ISBN 7-80036-200-0
《坚决拥护党中央决策 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6月初版，ISBN 7-5065-1107-X /D.108
《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6月初版，ISBN 7-216-00361-6
《戒严一日》张元发 等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0年11月初版，ISBN 7-5033-0182-1
《京华风波纪实》新星出版社1989年初版，ISBN 7-80085-018-8
《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解放军画报社 编，长城出版社1989年7月初版，ISBN 7-80017-102-7
《难忘的两个月──征文获奖作品集》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2月初版，ISBN 7-5402-0197-5
《风波后的反思》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委员会《风波后的反思》编写组 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8月初版，ISBN 7-5633-0540-8
《叛逃“精英”海外言行录》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中国教育报社 编，教育科学出版社1990年10月初版，ISBN 7-5041-0609-7
《亡命“精英”其人其事》赵望、许宁然 等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5月初版，ISBN 7-5006-0684-2
《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法律问题解答》北京市司法局法制教育教材编写组编，北京出版社1989年8月初版，ISBN 7-200-00925-3
《共和国卫士英烈集》中国教育报社、北京戒严部队 编，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89年8月初版，ISBN 7-80071-147-1
《中国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 张岂之、杨先材卷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7-04-009152-6
[编辑] 书刊
Calhoun, Craig. 1994. Neither Gods Nor Emperors: Students and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Davis, Deborah, and Ezra F. Vogel. eds. 1990. Chinese Society on the Eve of Tiananmen: The Impact of Reform.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Public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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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季主编，1989，鲜血流在花开的季节：六四历史的起诉书（1989）。台北：时报。
联合报编辑部编，1989，天安门1989。台北：联经。
Liu, Xinyong. 1996. University System and Campus Life: Prerequisites for Student Movements in Contemporary China. Ph.D. diss., Syracuse University.
Weller, Robert. 1994. Resistance, Chaos, and Control in China: Taiping Rebels, Taiwanese Ghosts and Tiananme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战争机器搜索群编，1990，历史如何成为伤口？“六四”的非官方说法。台北：唐山。
《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陈小雅 著，风云时代1996年6月初版，ISBN 957-645-778-5
Zhao, Dingxin. 1995. Reform and Discontent: The Causes of the 1989 Chinese Student Movement. Ph.D. diss., McGill University (Canada).
杨继绳，2004年11月初版，《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香港：特区文化图书有限公司。ISBN 962-675-803-1
邹谠，1994，《二十世纪中国政治》，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张良（化名）编，2001年，《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ISBN 962-8744-36-4。英文版 The Tiananmen Papers，Little, Brown & Co 出版，ISBN 0-316-85693-2 。该书是据说偷运出中国的最高层文件档案复印件的收集整理，中文版的内容大约是英文版的三倍，声称是党政机关文件的原文，英文版额外加入注释。英文版编者Andrew J Nathan，Perry Link，Orville Schell，当时分别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普林斯顿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新闻系研究生主任，而且都有大量中国研究的著作。
六十四名香港记者编著，《人民不会忘记──八九民运实录》，香港记者协会1989年9月初版，2009年5月再版，ISBN 978-988-97622-4-7
陈炜恒著，八九民运回忆录，摘自澳门华侨报2006年6月1日至7月20日连载
人民日报缩印本（1989）
半月谈合订本（1989）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库恩，R.L.，(2004年)，《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
《六四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江棋生（ 北京独立作家） 著。
《历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实录》张万舒 著，香港天地图书2009年5月20日初版，ISBN 978-988-219-050-4
《六四日记》封从德 著，香港晨钟书局2009年5月初版，ISBN 978-988-17804-8-5，台版由自由文化2009年6月出版，ISBN 978-988-17804-8-5
[编辑] 纪录片
《天安门──六四事件》（Tiananmen Square Protests）
2006年，《前线：坦克人》（Frontline: The Tank man），由美国公共电视台（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制作。
[编辑] 歌曲
主条目：六四歌曲
[编辑] 相关人物、组织
[编辑] 学生领袖
封从德，北大学生，北大筹委会常委、北高联主席，及绝食团和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
王丹，北大历史系本科生，在吾尔开希之后、柴玲之前领导北高联，他未能逃出大陆，被判监禁，于1997年保外就医
柴玲，北师大儿童心理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绝食发起者之一，天安门广场绝食团、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
吾尔开希，北师大学生，绝食抗议期间曾与李鹏会面
郭海峰，北大学生，北京大学团结学生会创建者之一
赵长青，曾经担任外高联联络部的秘书长。
王有才
熊焱
周锋锁
张伯笠
沈彤，北大学生，北大筹委会常委
[编辑] 中共和政府领导
胡耀邦，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改革派代表人物，1989年4月15日病逝，全国举行悼念活动，从而成为六四事件的导火线。
赵紫阳，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对学生表达理解，反对以武力镇压，事后拒绝认错，被软禁至2005年逝世。
邓小平，时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中共元老之首，是当时中共和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六四清场行动的幕后决策者。
陈云，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职务，分管组织人事，中共元老之一，是当时中共和中国实际上的第二号领导人。六四时召开中顾委常委会，促成元老们同意清场。
杨尚昆，时任国家主席，曾提议与群众对话，他最终表明坚决支持邓小平。六四后曾劝说赵紫阳“认错”。
李鹏，时任国务院总理，保守派代表，发布戒严令，亦有指他限制内部资讯，游说邓小平等元老下令军队清场。[143] 李鹏由于其姿态、言论，是六四过程中最被学生敌视的目标。
万里，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六四前正出访加拿大，群众曾寄望他以法律凌驾元老会议的决策；多份资料均指万里在国外的发言引起邓小平疑虑，要求他先抵上海，查察其政治取向后终获准返京。[144][145]
李先念，时任全国政协主席，六四时公开表态支持中央决定，称事件是因为极少数人制造复杂局面。
袁木，时任国务院发言人，在六四后声称北京没有死过任何人，“袁木”二字在境外被一些人当成“谎言”的代名词。
陈希同，时任北京市长，支持戒严及镇压等，1995年被控贪污四千万元人民币入狱，1998年，被判有期徒刑16年。
江泽民，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六四后获邓小平信任，并接任总书记一职，后成为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
朱镕基，时任上海市长，江泽民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后，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先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总理。
温家宝，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曾陪同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慰问学生，经历三代总书记，其中两人被撤换，自身仕途未受影响，2003年接替朱镕基出任国务院总理。
[编辑] 知识分子
侯德健，台湾校园民歌歌手，发起“六二绝食宣言”声言绝食72小时，后被驱逐出境
北岛，诗人，多次联署要求中共实施政治改革。
严家其，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
戴晴，著名作家，叶剑英之养女。
刘晓波，原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
丁子霖，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儿子蒋捷连遭戒严部队所杀，天安门母亲运动组织发起人
方励之，六四以后，被美国领事馆保护，最后抵达美国
[编辑] 其他人物
钦本立，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
薛飞，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主播
杜宪，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主播
[编辑] 相关组织
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北高联”（该组织成员所用）或“高自联”（中国政府所用）
北京大学
中央美术学院
中国中央电视台
北京国际广播电台
新华社
人民日报
世界经济导报
[编辑] 参见
维园六四烛光晚会
民主歌声献中华
中国民主运动
天安门母亲运动
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
六四内部日记
李鹏下台嵌字诗
六四诗集
六四歌曲
北京之春
中国互联网维护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被禁出版物列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被禁影视作品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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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
一名被称为“王维林”的年轻人试图阻挡坦克车队前进[1]
别名 天安门事件、八九民运、八九学运、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
参与者 大学生、工人、市民、军队、政府部门、政府官员及其他海外支援民运之人士
地点 中国北京长安街、天安门广场
日期 1989年4月15日-1989年6月4日
结果 军民冲突、天安门清场，运动遭驱散告终
六四事件，广义上是指从1989年的4月下旬开始，由北京学生和知识分子、北京市民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发起的一场抗议示威活动。随着事件发展，在全中国大陆都发生了类似的学生抗议运动。最终，以北京戒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北京，镇压抗议示威人士而结束。同年，世界其他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也频繁出现政治动荡；在狭义上，六四事件指的是1989年6月3日晚--6月4日，在北京发生的一系列政府军队镇压学生运动的流血事件。
胡耀邦的逝世成为了这次抗议示威的导火线[2]，北京各大高校学生为胡耀邦举行的悼念活动在数日内迅速演变成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在胡耀邦的追悼会当日，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群有数万之多。尽管缺乏一致的目标和统一的领导，但抗议群众普遍反对政府中存在的权威主义并提出了经济改革[3][4] 与政治民主化[4] 的诉求。除了出现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附近的抗议人群，全国其他一些城市也相继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抗议示威活动从4月15日开始至6月4日结束，共持续了七周时间。中国政府为结束示威活动，动用了军队镇压人群并引发了军民冲突，造成部份伤亡。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是：241人死亡（包括士兵），7000多人受伤；[5] 但中国红十字会和一些学生组织报告称有2000至3000人死亡。[5]
镇压结束后，政府展开了一系列打击活动，包括抓捕此次事件的相关人士，镇压全国各地的抗议示威，限制外国新闻社的采访活动，控制国内媒体的报道。很多曾公开对抗议群众表示理解和同情的党内人士遭到了批评，包括赵紫阳在内的一些高级官员遭到了软禁。
目录 [隐藏]
1 名称
2 简介
3 背景
3.1 运动的发起
3.2 学运酝酿期
4 八九学运
4.1 罢课潮爆发
4.2 四二二事件
4.3 四二六社论
4.4 短暂的缓和
4.5 五四70周年
4.6 绝食潮开始
4.7 赵紫阳下台
4.8 颁布戒严令
4.9 广场上矛盾
5 冲突与清场
5.1 木樨地附近
5.2 天安门广场
5.3 学生全撤走
6 六四清场后
6.1 舆论的耸动
6.2 中国各地区
6.3 大规模搜捕
6.4 逃亡与拯救
7 六四死难者
7.1 中国政府官方
7.2 民间与境外媒体
7.3 个人报道
8 世界各地的反应
8.1 华人地区
8.2 国际组织
8.3 亚洲国家
8.4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8.5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阵营
9 对中国的深远影响
9.1 事件定性
9.2 平反六四
9.3 经济改革
9.4 意识形态控制
9.5 政治演变
9.6 言论和行为管制
9.7 群众运动
9.8 香港的反应
9.9 不同看法
9.10 二十年后
10 相关影视书刊
10.1 中国大陆政府查禁作品
10.2 大陆部分出版
10.3 书刊
10.4 纪录片
10.5 歌曲
11 相关人物、组织
11.1 学生领袖
11.2 中共和政府领导
11.3 知识分子
11.4 其他人物
11.5 相关组织
12 参见
13 参考文献
14 外部链接
[编辑] 名称
普遍使用的名称还有“天安门事件”。“六四事件”尤指在1989年6月3日晚至6月4日凌晨发生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清场及军民流血冲突事件，清场过程被一些民运人士称为“天安门大屠杀”、“血洗京城”、“血洗北京”、“六四血案”、“六四屠城”等等。而“八九学运”、“八九民运”则统称由1989年4月至6月发生的整个学生运动，也称为“六四学运”、“六四民运”、“六四运动”等。中国大陆政府起初对此运动定调为“反革命暴乱”、“动乱”，后称之为“六四风波”、“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
[编辑] 简介
1989年4月，中共中央总书记、改革派领袖胡耀邦突然逝世。[6] 当时北京各大高校学生发起悼念活动，数日内迅速演变成大规模的游行，学生除了要求中共中央肯定胡耀邦“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亦提出反贪污，反官倒、解放报禁、增加教育拨款、并提出民主选举部分领导人等要求。[7]
中共中央初期对处理学潮并未取得一致看法，一方面《人民日报》在1989年4月26日发表四二六社论，将学潮定性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动乱”[8]，引发学生极强烈回响，号召更多学生返回广场，但另一方面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5月4日发表五四谈话，肯定学生热情，纾缓学生的不满。
5月13日学生发起绝食，学生情况广受报道，学运终于演变成全国各界大示威，中共领导层的矛盾亦日益突显，最终赵紫阳及胡启立等中共开明派领导人下台，北京实施戒严，解放军集结市郊。
6月3日夜间至6月4日凌晨，解放军开进北京城，与民众爆发严重流血冲突，抗议活动随镇压而结束，但余波未了。事后，全国展开大规模缉捕行动，赵紫阳所代表的开明派倒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形象受重挫，欧美多国向中国大陆实施不同程度制裁。中国大陆改革陷入困局，这种情况直到邓小平南巡和安排新一届领导上台才有所缓解，但终究未能消除派系矛盾，中国大陆短暂的自由气氛随之消失，政治改革停滞不前，自此中央加强对传媒、以至后来的互联网规管；事件亦在香港等地引发连串政治效应。
学运起端于对4月15日病逝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悼念活动，学生透过悼念表达对社会各种弊端的不满，并随着民众对反官倒、反腐败、自由、民主的呼声高涨，学潮最终漫延全国。期间北京城区实施戒严，但未能完全平息民间抗议，在各派系互相角力下。1989年6月3日晚，中共中央最终出动解放军进行驱散，并与北京群众发生冲突。
事后，中国政府继续抓捕这次事件的有关人士，包括学生、工人、知识分子及与军队正面冲突的群众。大批民运人士开始流亡海外，至今都未能回国；一部分普通参与者被抓捕及监禁、判处死刑，主要是因为烧军车，装甲车，杀死解放军。由于各种信息亦真亦假，政府从此长期封锁有关信息，以免造成思想和政局上的混乱。但正由于长期的信息封锁，六四事件令一定数量的中国民众及国家对中国大陆政府的负面形象日益加深，以致相当部分人对该政府甚为不满，处处与之为敌，中国领导人出访时经常受示威人士抗议。至今，各方对六四事件的看法没有取得根本性的一致，尖锐的争议仍然存在。
[编辑] 背景
参见：改革开放及资产阶级自由化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宣布改革开放方针，以求摆脱混乱、愚昧、贫穷。1985年，政府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召回私营企业中的公方代表，引入市场经济中许多观念，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有计划经济理论被弃守，国内思想走向多元。
1980年代，世界正处于冷战的最后阶段。1985年，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上台，推行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新思维运动，在社会主义阵营内产生广泛影响。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严防“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西方民主思潮，但社会已浮现不安情绪。
1986年12月中旬，安徽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学生发动大规模的要求民主选举和反贪的示威，示威后来扩散到上海北京等地高校。政府指控学生运动受人操控，指责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企图“否定社会主义”，“无非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出非法刊物，实际上是一种动乱。”学潮促使胡耀邦下台，几位党内主张民主化的学者如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被开除出党，为安抚俗称“左王”的保守派力量，李鹏得以接任国务院总理。这场运动被视为六四事件的远因之一。
从1988年底至1990年代初，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及全国人大会议已提出各种问题，包括通胀、粮食减产、工人骚动不安、失控的人口流动、贪污、人口高速增长。
1988年初，全国通胀达20%，年底城市通胀升至26%，粮食、食油以至牙膏均被民间囤积。粮食减产进一步深化囤积问题，当时中国会按指定价格收购农民粮食，但价格依旧远低于市场价，产粮的利润无法与烟草、糖等作物相比，而政府囿于财政短缺，往往只能以借据向农民收购粮食。改革推进时，各地一批国营企业关闭，全国约数百万工人失业[9][10]，工人亦要面对苛刻的工作条件和通胀压力，各地出现工潮，1988年浙江一家纺织厂近1500名工人游行长达两日，另一家药厂的1100名工人怠工3个月。[11] 同时全国流动人口急增，当时约4亿人散居于中国365座大城市，每年800万人流入城市。共产党内部贪污令局势进一步恶化，有统计[12] 指1987年共有15万名党员因贪渎而受罚，25000人被开除党籍，政府下令党员每年必须接受廉洁操守的考核。[9][10][12]
中国大陆俨然形成保守派与自由派的阵营。一些保守人士批评改革背弃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然而随着中国开放并接触西方思想，很多学者及学生公开提倡自由、人权、平等和民主，深信经济改革必须与政治改革同步进行，1988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电视片《河殇》，公开呼唤“蔚蓝色”的西方文明，引起全国轰动，成为六四运动的先声。
1989年对中国来说具有意义。它是法国大革命200周年、五四运动70周年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在六四前夕，一批著名知识分子如科学家方励之、诗人北岛已上书中央，要求把握契机，让政治松绑；全国人大会议亦提出把“政治、社会与文化的民主化”与经济改革融合。
从世界的角度看，六四运动并非孤立的事件，而是当时各地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化的一环。六四事件发生当天，波兰团结工会在大选中获胜，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数月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先后发生和平演变，两年后苏联亦宣告解体。
[编辑] 运动的发起
在社会不安气氛下，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以73岁之年猝逝，加剧了紧张局势。胡耀邦被视为开明派的代表人物，1986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发起抗议社会弊端的学潮时，他对学生与知识分子表达同情，被中共元老们视为软弱表现，翌年1月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被指违反中共的集体领导原则[13]，胡耀邦请求中央批准他辞去总书记的职务[14][15]；1987年，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全国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3][16][17]。
虽然代表开明派的胡耀邦下台，但是为了确保改革开放的延续，与胡耀邦政治见解接近的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被安排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中共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国务院副总理李鹏被提升为国务院总理。
当胡耀邦病逝的消息送到邓小平后，有说他把烟头熄灭，“十指无力地交叉在胸前，没有一句话。过一会，就又拿起烟，狠狠地抽起来。”他要求夫人卓琳致电慰问胡耀邦夫人李昭，同意中共中央政治局对胡耀邦的评价和丧事安排，并表示要亲自参加追悼大会。[18] 胡去世不到4小时，新华社迅速作出报道，指他为“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中国军队杰出的政治领袖，长期担任党的重要职务的卓越领导人”。
外界密切关注胡耀邦去世可能产生的影响。其中美联社、路透社均认为胡的猝逝不会对政局产生重大影响，因为胡早已离开权力中心，但一些日本媒体则认为有可能影响中国政局。4月16日《东京新闻》发表一篇题为《胡的追悼活动是注意的焦点》，文章说：“追悼胡的活动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如果党和政府对追悼活动草率从事，很可能激怒民众。”同日，日本时事社指出适逢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民众不满通胀和官员特权等弊端，民主的呼声在学生之间高涨：“胡氏逝世会否引发类似天安门事件，正受人关注。”[19]
[编辑] 学运酝酿期
当胡耀邦病逝消息传回校园起，北大、清华以至上海多间大学等均挂满大字报和挽联，有学生成立胡耀邦治丧委员会，准备在校内设立灵堂，陆续有人前往天安门广场悼念，悼念的口号除了赞扬胡耀邦外，逐渐发展出对民主的诉求。4月16日在上海复旦大学一场400人追悼会，有学生自由发言时说“一定要争取民主，民主是我们的。”同日，西安市钟楼邮电大楼前的广场，亦有人挂上挽联说：“敢说敢干公正坚韧不拔是您的精神，民主科学法制是我们永远追求的目标。”
4月17日，学生开始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当天下午，第一支游行队伍、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约500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举行悼念活动，过程中警察未能驱散群众，当晚广场上已经聚集上千人，除了政法大学学生外，还有其他高校学生和普通市民增援。翌日凌晨，约3,000人学生从北京大学前往天安门，沿途近千名清华大学学生加入。清晨，数百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前静坐，要求人大常委接见，并向常委提交请愿信，提出7点要求[20]：
一，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过，肯定其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
二，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识分子给予平反；
三，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开，反对贪官污吏；
四，允许民间办报，解除报禁，实行言论自由；
五，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
六，取消北京市政府制定的关于游行示威的“十条”规定；
七，要求政府领导人就政府失误向全国人民作出公开检讨，并通过民主形式对部份领导实行改选。
上午8时，国务院派出一名官员接见学生代表郭海峰、王丹，期间学生继续静坐，声援人数不断增加，到晚上9点，广场已经聚集约2万名学生。当天在北京的几所大学出现约700多份有关胡耀邦的大字报，有警察与民众在新华门对峙[21]。其他城市情况相对稳定，上海只有复旦大学、同济大学数千名学生在市政府聚集，而南京亦有1万名学生在鼓楼广场悼念，但悼念活动很快和平结束。
此时中国的局势渐受关注。有说在一份中共内部的报告上称：虽然目前局势表面平静，但民间有一种普遍意见认为，随着五四运动70周年，“两件事应结合起来搞”，并警告悼念活动可能在胡耀邦追悼大会而推上高潮，呼吁做好疏导工作，密切注视校内动向。[22]
到了4月17日，香港《英文虎报》发表《胡耀邦逝世料会激励改革派》的报道指，“要求民主和人权的运动的势头日益增大，随着五四70周年临近……北京大学生可能会自发地组织民主活动。”当天，路透社一篇《中国学生游行要求民主》的报道指北京发生“文革后最大规模的示威”。
4月19日，学生冲击新华门。他们要求进中南海献花圈被拒，武装警察以人墙阻挡学生，学生6次试图突破警戒防线而未果，晚上更多学生加入，有人高喊“李鹏出来”，并与警方冲撞[23]，扰酿至20日零晨，警察把学生和围观群众隔开，新华门前仅剩下约300名学生，双方对峙，期间未有大型冲突。北京市政府用公共汽车把学生拉回学校，有学生被拉上车后呼叫“打倒共产党！”。
面对学生连日的游行，中共出现两种声音，赵紫阳等人认为应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并要求警卫把枪上的刺刀卸下，尽力避免与学生肢体接触，但王震等元老怀疑运动受人操纵，背后用意是打倒共产党。
4月20日，李锡铭、陈希同以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名义给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呈送报告。内容称，有人借题发挥，公开喊出“打倒共产党”的反动言论，有人造谣指胡耀邦“是被迫害致死”，并公开号召大学生成立联合行动委员会，到工厂、农村、商店动员各界反对腐败政府，北大有大字报指：“火烧中南海！”报告亦留意到活动趋于组织化，一些学校提出成立高校学生自治会，以至成立修政宪法委员会，实行地方自治，实现新闻独立等。
同时，中共中央决定，4月22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举行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
[编辑] 八九学运
[编辑] 罢课潮爆发
4月20日凌晨，北大举行民主沙龙，学生总结历次学潮的失败在于没有统导，北大学生王丹宣布废除原有听命于政府的北大学生会，由丁小平、王丹、杨涛、封从德等7人建立“北京大学团结学生会筹委会”，下设宣传、工农、纠察、联络、理论、后勤等八个部，并宣布直至5月4日前，筹委会领导一切学运，并准备成立协调各校的“团结协会”。会议提倡“非暴力”、“不抵抗”抗争，以罢课争取民主。[来源请求]
这一天成为运动扩大的转折点。当日新华社首次发表提为《维护社会稳定是当前大局》的社论，并在报道中指责“数百人围聚新华门前制造事端”；《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批评新华门外学生静坐事件。
然而文章不但未能令学运收敛，反而挑动学生不满，学潮蔓延至主要城市。《人民日报》的社论发表当天，陕西出现自胡耀邦逝世后最大规模的游行，新城广场的群众由上午300人急升至5000人[来源请求]，下午有学生翻过省政府办公楼前的铁栏，进入省政府大院，停车场聚集1万多人，武警把走在前面的6人强行带走，激起群众不满，武警与群众对峙，但晚上6时刚好下雨，不少群众离开。[来源请求]
当日南京大学学生会门外亦有3000名学生游行至鼓楼广场，口号是“打倒官僚”“打倒贪污”“还我民主”“自由万岁”，南京大学还有标语说：“流血不要紧，自由最可贵”、“用战斗迎接五四”、“北京冲击中南海，俺们咋办？”[来源请求]
4月21日，北大学生开始罢课，抗议在新华门被武警打伤，也有学生阻挡其他学生上课，当晚广场学生剧增至20万人。由诗人北岛发起、150名学者连署的请愿信送交全国人大，声援学生，但未获接收。全国示威活动升级，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试图进入北京声援，但是大多被阻拦，只有36人冒充工人身份进京。[来源请求]
北京19所高校学生组成“临时行动委员会”，提出灵柩绕广场一周，与总理李鹏对话，并要求官方媒体报道学生悼念活动。[24]，但都未获政府同意。
当日上午12时45分，三名学生代表周勇军、郭海峰、张智勇跪在人民大会堂门前，中间一人举着一条纸卷，据称是7点要求，有人高喊“人家都跪了那么长时间，为什么没人理”，有工作人员尝试扶起学生，有学生泪流满面，更多学生齐喊：“站起来！”。这一场面引起全国以至党外内的关注，有一些党员回顾事件时指，不少老党员经历过学运，眼见学生下跪，领导人却不问不闻，心里感觉共产党怎会变成昔日要被打倒的封建对象。[25]
[编辑] 四二二事件
4月22日，胡耀邦的追悼会举行，天安门广场坐满等待一夜的几十万学生，军队加入维持秩序，学生们在人民大会堂东侧按学校列队有秩序静坐，不少学校组织纠察队维持秩序。当广场上的喇叭宣布追悼会开始后，学生自动肃立，齐唱国歌，有学生流泪，气氛肃穆。
追悼会下午结束后，学生虽然满意赵紫阳极大赞美胡耀邦的悼词，但接近一昼夜的静坐毫无结果，情绪激愤。学生担心入夜出事，决定撤出广场，并“通电全国，无限期罢课”。
西安、长沙出现后来被称为“四二二事件”的严重骚乱。据报晚上5时起，西安有人焚烧二辆汽轮和五间房子，逃走时又有人在西华门、钟楼附近焚车和抢劫商店，西安公安部门大举缉捕270人，其中大、中、小学生占72人，西安初审164人后，释放了106人，但大学生比例不详。长沙亦有20家商店被抢劫，96人被拘捕，当中3人为大学生。武汉大学生意图冲击省政府机关时，警察动用警械，数人受伤。
4月23日，赵紫阳未有依照田纪云等人的劝告，决定按原定计划出访朝鲜，以免外界揣测政局不稳，但他重申三点：一是追悼会已结束，坚决劝止学生游行，要马上复课；二是严惩打砸抢行为；三是要疏导学生，开展多层次对话。[26]
同日，北京市高校学生临时高联向全国各高校倡议无限期罢课时，申明事件焦点已由“悼念”变成“争取自由民主”。当天北京《科技日报》突破新闻封锁，在头版报道学生游行活动，称“学生的行动代表了十亿人民的呼声”。日本共同社及日本《产经新闻》均不约而同指出，面对当前状况，政府可能会出动军队，其中共同社电文称：“北京学生领袖已开始敦促工人罢工。如果工人加入民主运动行列，将严重动摇中共领导，中共届时或会不惜犠牲党的权威予以镇压。”
4月25日，清华大学和平请愿组织委员会与中共领导层同意会晤，由15名学生代表会晤国务院副秘书长刘忠德、北京市委副书记汪家缪等，但学生代表认为清华不应该单独与官方会谈，对话流产。上海市委则没收当天出版的30万份《世界经济导报》，当中有文章批评中央撤掉胡耀邦及同情学生游行，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原本要求该报更换有关文章后出版，该报在原处留白抗议，引起海内外巨大回向，最后报社被查封，外界普遍认为江泽民因处理事件的手法而获邓小平赏识，晋身中共领导层。[27]
[编辑] 四二六社论
事件扰酿至第十天，邓小平及多名政治局成员指游行已扩大至20个城市，坚信运动受极少数人操控，必须强硬遏止。4月25日，中共把高层看法通报赵紫阳、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等后，由曾建徽起草《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后称四二六社论），经胡启立与李鹏审阅[来源请求]，把学运定性为“极少数人发起的反革命动乱”，社论在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播出，次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28][29]
这份社论引起极强烈回响。社论在4月25日发表首天，北大校园晚上反复播放其内容，一些学生骨干反应激烈，表示“要斗争到底”，一些学生对自己被列为“反党集团”而感到害怕，并指政府很快会抓人，更多学生指控政府歪曲事件，坚持最少要罢课至5月4日。
在中国政法大学，学生与家长得悉社论后赶到往学校了解情况，该校党委副书记谢战原说：“不少同学都很震惊，觉得中央定调太高，这与之前中央的宽容精神很不相称，学生们很难接受。学生认为这不是在搞动乱，只是提一些民主要求，希望中央领导不管是什么人出来对话。”当晚，长春、上海、天津、杭州、南京、西安、长沙、合肥等城市发生规模不同的示威，抗议社论，其中以长春规模最大。当晚吉林大学等校约3000名学生涌到省委门前，强烈要求同省委领导对话，并表明因为听到运动被定性为“动乱”才上街。
然而，地方政府单位对此反应迥异。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召开万人基层党员干部大会，要求认真学习四二六社论，制止动乱；北京也召开万人基层党员干部大会，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批评学生搞“文革”。
学生召开记者会反驳“学生颠覆中共”的言论，并再度要求与李鹏对话、并要求公安部长和新华社社长道歉。学生最后决定举行四二七大游行。由于四二六社论的严厉批评，学生害怕中共镇压故在游行前写下遗言。4月27日，北京10万人上街示威[30]，虽然政府明令禁止游行，但警方并未强硬阻挠，学生的标语是“和平请愿，不是动乱”、“打倒官僚”，以至“拥护共产党”，游行秩序良好，最终和平落幕。
四二六社论发表三天内，有说[31] 中南海接收国安、新华社、高校党组织共36份报告，普遍认为社论定性过高，不利解决问题。其中各高校党委汇报指，问题被社论深化，绝大多数干部、教师及学生难以接受，批评社论令政府失去与学生对话的余地；有报告批评靠权威实现的安定只是暂时的，随之而来是更大的不安定。更有报告指：“为什么这次学生游行，从教授、青年教师到干部同情者比以前多了呢？一句话，共产党确实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了。”
在中南海，胡启立召开宣传部会议，检讨之前的失误；李鹏随后要求《人民日报》再发表一篇社论，语气相对温和。4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维护大局 维护稳定》的社论，指出中国需要稳定，稳定压倒一切，否则只会为国家民族带来灾难。
过程中，中共尝试将“极少数分子”与“广大学生”划下界线，申明四二六社论只针对“一小撮人”，但学生对谁是“一小撮人”莫衷一词，纷纷要求推翻社论内容。
4月29日下午，在全国学联的安排下，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袁木以及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何东昌、北京市委常委兼秘书长袁立本、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等，与北京16所高校的45名学生进行对话。会上，袁木承认“党风不正和各种腐败现象有目共睹”，但强调大多数“干部、党员还是好的”，他并称中国“没有新闻检查制度”，现行的是“各报刊总编辑负责制”。
然而在“定性”问题上，袁木重申立场，指运动背后被“长胡子的人”策划，“他们往往比长沙、西安那些直接打砸抢的人可能还要更厉害些，他们要造成的动乱可能还要更大一些。现在许多作法和当年的文化大革命有惊人的类似之处。”[32]。
中共对袁木的对话大加赞扬，认为内容一张一弛，局面控制得宜，但学生的观感相当迥异。有学生认为对话十分成功，并希望日后举行更多直接对话，有学生批指责袁木回避实质问题。当时也有学生质疑参与对话的学生代表并非由“普选”产生，不具备代表性而拒绝参与对话。
当天下午，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北大代表王丹、北京师范大学代表吾尔开希等人在香格里拉饭店举行记者会，批评那对话像记者招待会，由学生来充当记者，提问题。当晚一些学生就提出应该由学生选出的代表参加另一场对话。兰州亦有数千名学生游行，要求与省长对话，未果，次日凌晨在校方的劝说下结束游行。武汉也有类似的学生游行。
[编辑] 短暂的缓和
自4月30日起，学潮表面有所缓和，虽然9万北京大学生依然罢课，但约30%高校生已陆续复课。下午，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市长陈希同与北京17所高校的29名学生对话，话题包括学生关心的反贪问题，言谈间陈希同说自己是工人之子，每月工资仅数百元，不会参与贪污（然而六年后陈希同因为严重贪污而被开除党籍，后被判16年有期徒刑）。[33]
5月1日劳动节当天，政府与学生都在部署下一步行动。“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委员会”在北京大学召开记者会，再次提七点要求，包括正确评价胡耀邦；公正评价学生运动；惩处日前新华门殴打学生的人；反贪污、反腐败；并且尽快起草新的《新闻法》，支持香港报人徐四民回大陆办报的要求；提高教育经费；由全国政协出组成专家论证小组，检讨政府政策失误等。[34][35]
学生同时宣读《告香港同胞书》，申明这是一场民主爱国运动，旨在加快政改、反腐败、倡自由、对政府提合理意见，籍著建立完善社会制度，可加快祖国统一。“我们希望香港各界有识之士，支持我们的行动，让我们团结起来，把斗争进行到底。”[34][35]
5月2日，上海学生为抗议《世界经济导报》整肃而游行，学生事前特别强调，游行口号必须排除反共口号。北京高自联则选出请愿代表，由王超华、王丹、郑旭光带领学生向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的信访部提交声明，提出要由普选的学生代表与政府对话，要求允许旁听、有电视直播，双方代表要有相同的时间发言，且保障学生代表的安全。当天，新华社罕有地刊载学生声明的全部内容[36]。
在声明中，学生特别提到：“如果5月3日中午12：00以前我们得不到答复，我们将保留在5月4日继续请愿的权利。”这份声明随即送呈中央政治局各位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5月3日派出袁木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反击学生言论。袁木在会上批评学生要求像“最后通牒”，无法接受，并指学生代表已然犯法，政府必须追究。
袁木讲话内容包括：
一、政府与学生对话不能排除合法的学生组织；
二，对话不应有先决条件，批评学生不仅想与政府平起平坐，而且要超越于政府之上，表现了学生“幼稚的冲动”；
三，请愿书带有威胁性质，“从请愿书中看出确实背后有人给学生出主意，挑起社会的动乱……是极少数人在背后制造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斗争。”何东昌期后亦指，4月22日三名学生“在封建的习惯下”跪求总理接请愿书，“非常担心他们背后有人”。
袁木在会上只承诺，当5月4日出现大游行时，政府将平心静气待之，但袁木却说，对于“在背后埋得很深、出主意、很恶毒的人……我们不准备现在采取措施。”[37] 袁木的答复引起一些学生不满，但情绪似没有四二六社论发表后高涨。有学生认为袁木强硬态度，可能是政府要动手的警号，亦有学生不满政府不承认自治联合会、把他们当成是“动乱之一小撮”，难以令人接受。
当天，高自联即日召集47所高校学生代表举行会议，决定明天是否去广场游行，在场41票赞成，5票反对，1票弃权。同一时间，广东一家向海外发行的报章《亚太经济时报》在北京筹划一场新闻界研讨会，该会早在4月已安排好，原定反思五四运动的精神，刚好碰上学潮，会上议题集中在《世界经济导报》查封事件，席间各人争论应否加入游行，最后会议拟定发起新闻界联署要求与主管新闻的中央领导对话，同时媒体员工可自愿参与学生，在五四当天一起游行。[35][38]
[编辑] 五四70周年
4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回到北京，5月3日在中共举办的五四运动70周年的会议上，赵紫阳发表五四讲话。该文章由鲍彤起草，经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审核，期间杨尚昆、李鹏、乔石、姚依林等提出要在讲话中加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句话，但赵紫阳认为目前气氛不宜加入该内容，事后赵紫阳亦因此讲话被指不听意见。
显示▼隐藏▲赵紫阳五四讲话撮要[39]
十一届一中全会以来的十年，党的正确方针政策之所以能够惯彻实施，改革和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大家切身感受到的成效，最重要的条件是保持了社会的稳定。
在稳定这个事关大局的问题上形成共识，同心协力不容易啊！身在稳定之中，有时不觉得稳定之可贵，但是如果失去稳定，就会痛悔莫及！
如果再发生动乱，发生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和无政府状态，乱了人心，乱了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学习秩序、工作秩序、乱了人民自己，闹得国无宁日，怕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国，就会变为一个动乱的没有前途的中国。
如果出现那种局面，中国人民包括广大青年学生希望的建设、改革、民主、科学，一概都谈不上，不仅如此，那些反民主、反科学的东西，都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稳定不是不要民主，而是要使我们的民主走上一条有法制化的正道。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同时，也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秩序。这是一种建立在四项根本原则基础上的民主政治新秩序，无疑是现代化所必需的，也是维护社会政治环境的稳定所必需的 。稳定、渐进、理智、秩序、法制，这是建设和改革的要求，也是民主和科学的要求。
广大群众包括广大学生希望推进民主政治，要求惩处贪污腐败，发展教育和科学，这也正是我们党的主张。中国共产党之心、是同人民之心、 青年之心连在一起的。让我们大家互相沟通、互相理解。认清历史的使命，清醒、理智、坚毅、沉着、实事求是、艰苦奋斗，这是当代青年最可贵最需要的品质。
赵紫阳的讲话一方面强调稳定的重要性，同时亦强调学生的要求与共产党是一致，在学生之间颇获好评，5月4日北高联宣布，从次日起，结束罢课。此时大多数人认为，赵紫阳返京后，事件应告一段落；同日，赵紫阳会见亚洲银行理事会的外宾时也说，深信事态将会逐渐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29]
人民日报当天在头版报道指：“今天是五四运动70周年，北京20万青年以丰富多彩的内容来欢度 自己的节日。万名新团员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举行入团宣誓仪式。”文章亦报道了“首都40多所高校数万名学生上街游行”，并指游行组织者宣布“5月5日起首都高校全部复课”。
5月5日，80%北京高校学生已复课，但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学生仍有一半学生罢课，有些学生认为中央对学生运动的定性不改变就不应该复课，当晚北大和北师大“学生自治联合会”宣布次日将继续罢课。
5月7日，北大学生自治联合会成员王丹召开民主沙龙，号召继续罢课，声援准备到中国记者协会请愿抗议《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的记 者。当天的美国《华盛顿邮报》也首次报道了两名学生领袖：北大学生王丹和北师大自治联合会主席吾尔开希。
[编辑] 绝食潮开始
此后一周，学生与政府陷入僵持，虽然不断有要求对话和稳定的呼声，却没有实质性进展。学生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是四二六社论的“动乱”定性问题，学生担心这种定性会为学业和就业带来极大影响，而且参与运动的学生中有相当数量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如果事件以此定性收场，即使中共不“秋后算帐”，各高校的党、团组织在之后将如何看待参加者也是未知数。
5月13日，由王丹、吾尔开希等人发动的绝食运动，将学潮推上高峰。当日，数百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静坐，抗议政府拖延对话，要求政府肯定学生行动是爱国运动、推翻《四二六社论》。他们向全国发出绝食书，引用了毛泽东“国家是人民的国家”等语录，笔调极富感情色彩。
当绝食学生濒危的画面在电视上播出后，多间医院乃至军队医院自行组织抢救。北京市民、机关单位、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以至武装警察都加入声援、募捐、抢救，近20个城市学生游行向应，铁路部门默许学生和医务人员不买票乘车，大量外地学生聚集北京。
当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约请知识分子斡旋，严家其、戴晴、刘晓波等到广场劝说学生停止绝食，未果。5月14日凌晨2点半，李铁映、李锡铭、陈希同等到天安门广场劝学生复课；下午16时，李铁映、阎明复、尉建行等再与30余所高校学生对话，亦未果。
5月15日，学生发动北京大游行，长安街交通瘫痪，地铁前门站封闭，游行口号开始针对赵紫阳、李鹏和当时教育部长何东昌，舆论逐渐同情学生。中央电视台每天转播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人民日报也不断报道。
当天，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会议室，阎明复、李铁映、尉健行等与“北京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对话，对话因公开直播问题无限期中断。当日，苏联领导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中午抵达北京进行访问，由于广场上的学生仍在绝食请愿，欢迎戈尔巴乔夫的仪式临时改在北京首都机场进行，原定其在北京市区进行的活动取消。此事对于邓小平有根本性的影响，认为学生行动实际影响了中国在共产主义盟友中的威信。
5月16日，数十万北京各界群众涌向天安门广场，声援绝食学生。阎明复在学生前说：“改革需要你们进行下去……你们要爱护自己，等待正义的裁判的这一天就要到来了。我请求你们，我可以和你们一起静坐，请求你们能够爱惜自己。”然而学生未有理会劝告。
由于静坐绝食的学生和大量群众在天安门广场聚集，原定的戈尔巴乔夫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的仪式安排被取消。
当晚，赵紫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戈尔巴乔夫时，在大批记者面前说：
“邓小平同志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是国内外公认的我们党的领袖。尽管在十三大根据他的请求，他退出了中央委员会，退出了政治和常委会，但是我们全党都知道，我们离不开他，离不开他的智慧和经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在十三届一中全会有一个正式的决定，虽然这个决定没有公布，但是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说，我们在最重要的问题上需要他掌舵。”
外界一直认为这番话触发赵紫阳与邓小平的决裂。上述讲话发表后，北京学生开始打出针对邓小平的标语，例如“小平糊涂”、“老眼昏花少而无能”、“八十五岁，尚能饭否”等等，而参加游行的人之中，亦有人打起政府部门的旗号，外交部、邮电部、国家体委、中宣部、国家教委、国中央、中央党校、求是杂志等等单位，都有干部参加游行。
5月17日，严家其、包遵信等发表《五一七宣言》，进一步攻击邓小平是“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发动知识分子签名。
[编辑] 赵紫阳下台
六四事件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来到天安门广场与大学生们见面。后右二为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温家宝2003年成为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披露邓小平仍然为中共掌舵人后，邓小平成为外界抨击对象。5月17日，政治局常委在邓小平家中召开会议，李鹏等常委把矛头指向赵紫阳，认为局势难以控制是他一手做成，并强烈要求采取果断措施，终止学潮。有说法[40] 指赵紫阳当晚以“不能认同大多数常委意见”为由，提出辞去总书记一职。
翌日清晨，赵紫阳、李鹏等人前往医院探望因绝食学生后，赵紫阳当即撰写辞职信，内容说“我对小平同志和常委会议作出的关于在北京实施戒严的方针，没有办法执行。我还是保留我原来的意见。为此，我请求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的职务。”信件送交杨尚昆，杨尚昆把信件扣下，并劝赵紫阳顾全大局，收回请辞。[40] 同日李鹏和学生领袖在人民大会堂会晤50分钟，双方态度强硬，不欢而散。
5月19日凌晨4时50分，赵紫阳突然前往天安门广场，含泪向学生道歉、劝学生撤退、并承诺政府不会秋后算账，“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赵紫阳讲话后向在场学生鞠躬，学生们十分感动，或鼓掌、或哭泣，纷纷请赵紫阳签字。这亦是赵紫阳下台前最后一次公开露面。[41]
5月19日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召开党政军部大会，由电视现场直播，李鹏强调政府必须迅速扭转乱局，呼吁党政军各级干部紧急动员，并宣布调动解放军进驻北京市郊。此时外界已注意到，赵紫阳及胡启立并未列席，断言赵已失势。
[编辑] 颁布戒严令
赵紫阳夜会学生约5个小时后，北京戒严令正式下达。5月20日早上10时，国务院总理李鹏在电视上颁布北京部分地区戒严令，军队开往天安门，学生紧急到各入城路口拦截军车。当夜从外地调进北京的部队，分乘卡车、装甲车和坦克，从丰台、六里桥、沙子口、呼家楼等处向天安门广场方向前进，被市民和大学生阻拦。[29]该戒严令至1990年1月11日才解除。[来源请求]
戒严令说[42]：
鉴于北京市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动乱，破坏了社会安定，破坏了人民正常生活和社会秩序，为了坚决制止动乱，维护北京市的社会安宁，保障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公共财产不受侵犯，保障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政府正常执行公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9条第16项的规定，国务院决定，自1989年5月20日10时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并根据实际需要采取具体戒严措施。
北京市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颁布的戒严令，由市长陈希同签发了实施戒严令的第一、第二、第三号令，列明北京市市区的戒严范围，期间禁止游行、请愿、罢课、罢工，同时禁止境外记者进入机关、团体、学校、工厂、矿场、企业、街道等单位采访，市内多处摆设交通路障。
戒严期间，广场上仍有逾十万民众聚集，媒体采访工作并未停止。当时市郊有零星流血冲突，但军队严守“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命令，冲突并不严重，也有不少民众向军人送水送粮、慰问军人，劝他们放下武器。一些士兵流泪，一些显得不知所措，事后据称有军长级干部因拒绝执行戒严令而被撤职。[43]
5月21日，由于北京开始戒严，赵紫阳失势，形势向非常不利于学生运动的方向发展。北大自治会开会决定除了继续派学生阻挡各个地方的军车外，北大自治会决定推动学生撤离广场计划，第一步先让北高联撤回北大总部，进行改组发展，由当时北大自治会主席杨涛，北大自治会秘书长王有才等人与北京九个常委院校的常委沟通，特别是与王超华、郑旭光等人沟通，说服他们撤离广场。另一方面由谢健（北大国际政治系）推荐北大自治会副主席常劲（北大地球物理学系）作为北高联的秘书长人选参与改组竞选北高联秘书长，由于常劲认为北高联改组发展不容易，常劲推辞这个建议，然后谢健推荐北大自治会秘书长王有才（北大物理学系邮电部杭州通信设备厂代培研究生）作为北高联秘书长人选去参与改组竞选，王有才开始也不愿同意，但王有才也是支持学生撤离广场的人之一，后来勉强同意去参与竞选改组北高联秘书长。为了增加北大自治会推荐的人选在竞争北高联秘书长的可能性以及未来可能的北高联秘书长在北大自治会的影响力，会议选举通过王有才为北大自治会副主席、并选举马学理为北大自治会秘书长。当时北大自治会另一个负责北大自治会财务和后勤事宜的副主席是蔡健（北大化学系）。常劲负责北大自治会的组织部事宜。当时王有才并参与负责宣传事宜。宣传部长杨国忠，财务部长刘蓉，纠察队总队长赵体国、彭嵘，外联部长李海等等。
5月21日，香港民众发起自开埠以来最大规模的百万人大游行，声援北京学生，并成立支联会发起筹款，数以百万的捐款送到支联会的户口。
此时政府与示威者展开最后的拉锯。5月21日，军方派出直升机来回到广场上空撒下大量用大号字印刷的李鹏讲话传单，引起了广场上学生的骚动[44]。
5月23日，北京亦举行百万人大游行，不少机关、干部、文化人、科技界、工业界人士参入队伍，喊出李鹏下台的口号。[44] 余志坚，26岁，浏阳市中学教师。喻东岳，22岁，浏阳报社美术编辑、记者。鲁德成，26岁，汽车公司司机。 余喻鲁在天安门城楼拉出“五千年专制到此可告一段落！”、“个人崇拜从今可以休矣！”大型横幅。下午2时40分，余志坚、喻东岳及鲁德成将预先准备好的颜料鸡蛋砸向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这3人因此被人权团体称为“天安门三君子”。在广场的学生表明只要求改革政府弊端，无意推翻共产党统治，因此他们将3人送交北京公安局。他们三人最后被判反革命破坏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分别判处无期、20年、16年徒刑。1989年冬，余喻鲁被押回原籍湖南，在衡阳监狱服刑。喻东岳在狱中遭关押人士殴打酷刑，精神失常。2006年，喻东岳坐牢16年9个月后获释。鲁德成在1998年假释出狱。2004年，获得加拿大政治庇护。余志坚在2000年获释。[45]
5月23日，晚上，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会（北高联）由广场迁回北大总部进行改组整顿发展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北京大学派出常委杨涛、清华大学派出常委周锋锁、中国人民大学派出常委致远（真名马少华）、中国政法大学派出常委张志清、北京师范大学派出常委梁二（真名梁擎墩）、中央民族学院派出常委王正云、北京航天航空学院派出常委郑旭光、北京东郊九所院校的北京经济学院派出常委翟伟民、以及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派出常委王超华，秘书长王治新以及由北大自治会推荐秘书长人选王有才等人。会议由九个常委院校的常委表决，以５：４票决定王有才任秘书长。会议决定扩建秘书处。建立北高联的各个部委班子。中国人民大学的陆明霞任财务部长，王有才推荐北高联财务部副部长人选，获得常委表决通过，并设法成立《财务执行委员会》和《财务监察委员会》。北大自治会在会上通报了北大自治会今后减少对广场的经济支持的决定，会议讨论了今后北高联减少对广场的经济支持的决定。并由各个常委出面，向本高校与相关院校传达会议决议情况，通过各个方面努力推动学生撤离广场计划。
5月24日，北京市急救中心公布，自学生绝食请愿以来的11天中（截至5月24日18：00），北京市各大医院共救治学生9158人次，留院观察8205人次，没有一人死亡。[44]
5月25日，广场上盛传赵紫阳被指控带领反党，同时胡启立、阎明复、鲍彤、温家宝、杜润生、安志文等七位高级党政干部，据说被点名指为“反党集团成员”，同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公开接见外国驻华大使，显示他仍然掌权。
此时身处美、加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的取态备受关注。他在学运时正好出访多伦多，他当时说：“要坚决保护广大青年的爱国热情，同时也要坚定地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44] 正因为这一说法，外界当时期望他能以中国宪法上最高机关的代表，以法律推翻戒严令、恢复赵紫阳的职务，但万里提早结束对外访问，5月25日凌晨经上海返回，期后以身体不适为由，留在上海治疗，并没有回北京召开会议。
5月25日当天的北高联常务会议决议于5月28日发起“全球华人大游行”活动设法让广场学生撤回各个高校，会议决定由北高联常委杨涛任总指挥、郑旭光、周峰锁任副总指挥。北高联秘书长王有才主持会议。会议决议由北高联秘书处发出，由北高联各高校配合行动。
5月26日，新华社发放消息，中共元老陈云主持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会议，出席者有薄一波、宋任穷、余秋里、刘澜涛、杨得志、萧克、陆定一、姬鹏飞、耿飙、黄镇、宋时轮等人，会议通过“老同志一致拥护中央决议”。其后徐向前、聂荣臻表示戒严部队不会对付学生；另一批元老彭真、李先念、王震等亦公开表态支持中央决定。李先念称，极少数人制造复杂局面，煽动学生反对共产党。[44]
5月28日 由北高联发起的“全球华人大游行活动”结束之后，主要由于广场指挥部特别是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李录、总指挥柴玲的原因，广场上的学生没有全部撤下来。
5月29日,当日，北高联实行常委轮值主席制度，北高联通过会议决议，由北高联常委杨涛、郑旭光等人从北高联财务部和北大自治会财务部领取特别费用成立特别纠察队，制作特别标志，由北高联秘书长王有才组建专门纠察队，设法在6月上旬组织一个全市学生游行，将学生撤离广场。专门纠察队主要是为了控制李录。
5月30日至6月4日置于天安门广场毛泽东画像前的民主女神5月30日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20余名师生集体创作的雕像民主女神被安置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侧，引起天安门管理处不满，指该位置历来是重大节日期间矗立孙中山巨幅画像的地方，学生做法损害国家尊严。[44]
6月1日 晚上，刘刚以及外高联的一些人来到北大，要求成立“全国高联”，因北高联、北大自治会大多数人的反对，未果。
[编辑] 广场上矛盾
当时学生早已出现三大势力[来源请求]，分别是：吾尔开希、王丹、柴玲。吾尔开希与王丹两派，同属温和、理性派[来源请求]，两派同时主张撤退；只有柴玲一派主张留守。
在局势日趋紧张下，学生之间的矛盾也日渐突显。他们的分歧在于：谁负责做总指挥？谁管财务？接下来应采取什么抗争手段？更迫切问题是：究竟撤退，抑或留守？[来源请求]在“撤退”和“留守”问题上，高校学生联会秘书长王有才认为静坐已不能取得成果，主张尽快先撤回学校，再谋行动，但柴玲等人则认为必须留守，并指控主张撤退的人为“投降派”。当全国各地的学生涌入北京时，不同派别的学生争相抢夺这批学生[46]，而位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学生广播站，也成为占据的对象。学生领袖封从德（柴玲当时的丈夫，学联高级领导人之一）说：“大大小小的‘政变’，每天总得二、三次。”[47] 在学生眼中，谁掌管握广播中心，就等于掌握了广场上的控制权[48]，广场上不时传出学生高呼“审判柴玲”等口号。
就在三方僵持不下之际，香港演艺界5月27日举行《民主歌声献中华》音乐会，筹得逾千万元捐款，物资陆续运抵北京，为当时已现疲态的学运注入一支强心针。然而学生的矛盾并未平息。6月1日，柴玲及封从德指有学生在广场上意图绑架他们[47]，并公开点名几位学生参与绑架；有被点名的学生在电视上强烈否认指控，并在媒体上公开批评有人侵吞捐款[48]。一位从山东到北京声援的学生说，他之前怀着热情来到北京，但天安门广场已经变成外地学生栖身之所，广场卫生恶劣，静坐徒具形式。[49]
直到6月初，除了北大、清华、师大、人大之外，北京大部分院校已复课。[49] 翌日，被称为“天安门四君子”的刘晓波、周舵、高新、侯德健等主张撤离的知名人士宣布在天安门绝食72小时，吁学生和政府重新开展和平对话[44]。刘晓波事后指，他们是为了劝退学生才加入绝食，希望令自己在学生之间拥有发言权，料不到这反而坚定了学生的决心；当面对学生高涨的掌声时，他们也觉得心情兴奋，把原先的理智抛诸脑后。[48]
[编辑] 冲突与清场
[编辑] 木樨地附近
6月3日星期六，中共中央决定清场。当天下午4时，杨尚昆、李鹏、乔石和姚依林等召开军政会议。当晚6时半开始，戒严部队透过广播器、电台、电视，例如中央电视台等等，发出一则通告“……如遇阻拦，戒严部队可以采取各种自卫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50]。三、全市人民要顾全大局，坚守岗位，遵守戒严要求，不要听信谣言，不要围观，自觉维护首都治安和社会秩序。……”[51] 以及发出三段《紧急通告》并反复广播三十多小时，部份内容如下：
全体市民们：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暴徒们猖狂袭击解放军指战员，抢军火，烧军车，设路障，绑架解放军官兵，妄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人民解放军多日来保持了高度克制，现在必须坚决反击反革命暴乱。首都公民要遵守戒严令规定，并同解放军密切配合，坚决捍卫宪法，保卫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和首都的安全。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立即离开，以保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凡不听劝告的，将无法保证其安全，一切后果完全由自己负责。[52]
……戒严部队、公安干警和武警部队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一切后果由组织者肇事者负责[53]。希望北京市的广大人民群众严守戒严令的规定，支持军队制止动乱，维护安定团结的行动。[54]
……戒严部队指挥部，绝不能置诸不理。全体市民要提高警惕，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上街去，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广大职工要坚守岗位，市民要留在家里，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55][56][57]
军队入城后继续遭到部份民众阻挠。官方并没有透露实际开枪时间，陈希同只说，晚10时前后，部队仍然采取了极其克制的态度。[57] 晚上10时后，木樨地与长安街的形势急转直下，军队开枪，其中木樨地是死伤最多的焦点。该处聚集数千人。[来源请求]
根据《中国六四真相》描述：士兵一排排冲上大桥，边喊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口号，边向投石头的市民开枪。部队前进一段，人们就高喊：“法西斯！”“流氓政府！”“杀人犯！”约有上百名学生和市民倒在血泊之中，但大部分立刻被送进了旁边的复兴医院[58]。从木樨地到全国总工会约500米左右的路段，两旁建筑物都被打得火星四溅。当晚，22号楼、24号楼两幢部长楼中共有3人在楼上被子弹击中致死，其中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宋汝棼的女婿。[59]
根据《天安门》，解放军直接在长安大街向市民开枪[60]，赵洪亮表示，他身边有5个人倒在地上，他们就往回跑，又说：“一方面心里是害怕的状态，但是也有一方面呢赶紧把人名单给烧了吧”[61]。封从德表示，很多工人很多市民，拿着刀跑来广场，很生气地说：“你们还喊什么不能抵抗？我们的兄弟姐妹都已经死了，你们不能这样喊！”[62]
根据BBC现场报道，解放军从卡车上不分目标的向人群射击；在天安门广场的一次扫射中，她自己被尸体绊倒，几码之外被当场射杀的还有两人，重伤倒地不起的两人；之前北京某儿童医院20分钟内送来40多名遭枪击的重伤者，其中包括妇女和老人，不少人是在自己家中中弹，其中有两人已死亡。中枪者包括徒手阻拦军队的平民以及旁观的民众，也包括现场抢救的医务人员，但她所提供的影片，却完全影不到任何尸体或枪伤[63]。北京体育学院学生方政表示，他双腿被军队坦克辗压[64]，丁子霖亦表示，至少五人被压死，九人被压伤[65]。有说一些死者遗体被戒严部队埋在各处，但说法并未得到证实。
根据张伟国博士[66] 综合外电报道，6月3日晚上十时过后，天安门以西约四公里的复兴门传出枪声。据目击者说，军队向堵塞他们前进的群众开枪，有最少逾三十人死亡，二百多人受伤。伤者入夜后仍不停被送往复兴门外医院。
约6月4日凌晨以后，一辆装甲车在建国门立交桥附近以高速行驶，把载满正在与军人谈话的群众、学生、军人的另一辆军车撞翻，当场压死4人，其中3名是军人，包括被撞爆脑袋的军人司机，但装甲车并没有停下来，继续以高速行驶。当时不论群众或是军人都感到非常愤怒，有些军人甚至流出眼泪。[67][68]
[编辑] 天安门广场
6月4日凌晨零时前后，在距离木樨地超过5公里远的天安门广场，一辆装甲车单独开进了广场内[69]。官方对此没有回应。陈希同后来的报告指，6月4日凌晨以后，有几名暴徒在复兴门立交桥一带，开着抢来的装甲车，边行进边开枪。但他没有表示是否同一部装甲车。
凌晨1时，据共青团北京市委《70天大事记》所记，天安门广场尚有学生、市民数万人。[70] 1时30分，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再次发出内容完全相同的《紧急通告》：“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一切后果完全由自己负责。”[71][72][73]
广场上的流行歌星侯德健表示，起初他们以为是橡皮子弹和木棒，那时学生还给他套著棉大衣和塑胶头盔自卫；但到凌晨2时，来了共4位证人，分别是两位医生和两位学生，才告诉他们说前面开的是真枪、是真子弹。[74]
张伟国博士表示，零晨2时20分，军队开进广场，施放催泪弹，部队从广场南面的前门向中央推进，沿途向高空发射照明弹，群众向天安门广场北面后退。[66]
凌晨2时半，军队包围了天安门广场，将留守的学生围在中间，部队停下待命。[75]
3时左右，封从德表示，约3000至5000名学生围坐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71][76]，此时正绝食的侯德健、刘晓波、周舵、高新决定劝学生离开，并在广播中发言，大意是指北京已在流血，足以唤醒人民，赞扬学生不畏死的精神。刘晓波等人发现有学生之前从军队抢来的枪支，要求立即砸毁枪械，并命令学生必须坚持非暴力原则，否则解放军就会有堂而皇之的理由向学生开枪。
[编辑] 学生全撤走
侯德健等人直接要求会见军队指挥官，表达愿意由他们出面劝余下的学生离去，希望和平解决事件，军队同意。于6月4日凌晨4时，广场灯光全部熄灭，戒严部队发出广播，内容说：
我们呼吁，全体市民和全体同学，不要再烧垃圾，不要再烧垃圾，不要再加强广场的混乱。[77]
吴仁华表示，十几辆坦克开到了纪念碑前面时，有一个学生坚决不退，挥舞着一面红旗爬上帐篷顶，结果，坦克就开过来，连帐篷带人压过去[78]。但根据封从德、侯德健的口供，当时学生正以“声音方式”投票，想撤的人喊撤退，想留的人喊留，两把声音旗鼓相当，但考虑到喊撤退的人可能不敢高声呼叫，学生领袖认为想撤退的人更多，宣布离开[79][80]。凌晨4时半，根据陈希同事后的报告，当时广场上广播了戒严部队指挥部的通知“现在开始清场，同意同学们撤离广场的呼吁。”而根据西班牙的电视台摄影队提供的资料，4时20分，广场再次开灯，戒严部队再次发出广播，内容亦与陈希同的报告很接近：
同学们，戒严部队指挥部决定，现在清场。我们同意同学们的呼吁，请同学们立即撤离天安门广场。戒严部队指挥部，六月四日。（重复）同学们，戒严部队指挥部决定，现在清场。我们同意同学们的呼吁，请同学们立即撤离天安门广场。戒严部队指挥部，六月四日。[77]
大约凌晨4时45分，学生开始撤退。根据《中国六四真相》描述：5时20分左右，天色已明，广场的东南角已没有大群的学生队伍，但仍有约200名左右的学生和市民不肯离去，跟在后面的坦克始终一点一点地推进，显得较有耐心。最后这批人刚撤出广场，不断高喊：“法西斯、法西斯！”“打倒法西斯！”的口号，这时，在毛主席纪念堂附近的戒严部队官兵突然全体高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口号，并朝这支队伍上空鸣枪，进行威慑。约5时40分，天安门广场的清场过程基本结束。[81]
根据西班牙摄制队的录像[77]，天色渐明时，大量学生一边同声高歌，一边联群漫步离开广场，不少学生漫步时更向摄影机挥手、打出胜利手势。学生右手边远处有大量军人静静坐在地上，左手边近处有另一队军人走过，学生向左边的军人不断高喊“走狗！走狗！”军人即使被垃圾击中也没有理会，其中一位戴鸭嘴帽的学生看到摄影机就改喊“打倒法西斯！”但没有学生跟随。另有一位女学生声泪俱下，要由两位女学生搀扶，一位女护士上前关心，扶右手的说“她姐姐被打死了”，这两个镜头也有被《天安门》收录[82]。其他大量学生则继续高歌、漫步、挥手。
清晨时份，由广场撤退的学生，沿途受到市民的欢呼。至6月4日早上7时，在六部口又发生一些混乱，可能是军队发射的一些疑似烟雾弹[77]。后来陈希同在报告中表示，六部口有4名军人被暴徒围攻殴打。[57]
6月4日清晨，由北高联秘书长王有才和北大自治会副主席常劲等人组织200多个自发志愿学生到北京各大医院核实记录学生市民的伤亡情况，当时许多医院都有志愿学生去核实纪录，当时都有这些医院的伤亡人数纪录,当时记录报告死亡人数２０００多人。
6月5日清晨，大量坦克驶入长安街，一名事后被称为王维林的年轻人试图阻挡坦克车队前进，坦克试图绕过他，但未成功，他爬上坦克并与坦克乘员对话，他在爬下坦克后被其他市民接走。[83]
6月5日,北大自治会的部分成员开会，决定学生运动转入地下发展，并留守中国。并准备于6月25日在北海公园开会，但因形势急转直下，未果。同时，鉴于北京的严酷形势，谢健、王有才、蔡健等人委派马学理代表王有才去上海发展，看看学生运动的主力是否能转移到上海、广州等南方城市去。
事后，柴玲在逃亡后曾发出一段录音，指曾见解放军在广场向纪念碑开枪，提到坦克施放毒气并追压撤退学生，又提到有同学“还在帐篷里酣睡的时候坦克已经把他们碾成了肉饼”，并且引述传闻指出“有人说同学死了两百多，也有人讲整个广场已经死了四千多。具体的数字，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侯德健事后接受访问说[84]，他留守至6时半，但在广场上没有看见这情况，并反问“是不是需要用谎言去打击那些说谎的敌人？难道事实还不够有力吗？”另外，根据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官方录像片段，经侯德健劝吁下，学生最后完全撤出广场[85]。这片段与侯德健的说法颇吻合。柴玲事后则指她是“听说”有这情况，间接承认没有亲眼目睹。《中国六四真相》一书的说法是，木樨地是伤亡最重的地方，而在一些主要街道上，军人有向呼喊口号的学生开枪[48][86]。
至于吾尔开希逃亡时，亦曾有录像指他大吃大喝。事后他补充说，当时他是在北京饭店和香港的同学一起，吃了一顿饭。[87]
[编辑] 六四清场后
[编辑] 舆论的耸动
在整个运动中，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媒体，记者蜂拥至天安门广场。因为当时手机及互联网根本不普遍，所以新闻报道必须依靠卫星和普通电话。随着事件的发展，中国政府命令所有在北京的旅馆停止他们的CNN的卫星播放。并且命令外国媒体关闭他们的卫星传播系统。美国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就有一段录像，资深新闻记者，播音员，评论员 Dan Rather 在当晚的现场新闻报道中，不得不在政府官员的监视下，停止传播他们的卫星信号回美国。[88] 因为当时，数码照相机还没有出现。所以记者拍照都一定要用胶卷。六四以后，中国政府派出警察对外国记者进行搜查。那张著名的青年人挡住坦克的照片，根据该记者 Jeff Widener 在美国公共电视台纪录片“坦克人”的描述。他当时住在北京饭店5楼，他的饭店的对面就有警察通过望远镜对住在饭店里的人进行监视。当他拍完照片以后，他立刻将他的胶卷藏在了厕所里的马桶盖子下面。不久，警察就到他的房间搜索，将他其他的胶卷曝光。然后离去。他的胶卷则是由一个叫 Kirk 的美国学生藏在自己的内裤里，偷偷带到美联社的办公室，印出照片，传播到全世界的。[89]
在6月3日至4日，中国大陆的媒体均以不同方法表达对镇压的不满。在6月4日早上6时25分，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英语广播员李丹当晚这样报道：
这里是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请记住1989年6月3日这一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悲剧。
成千上万的群众，其中大多是无辜的市民，被强行入城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杀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们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
士兵驾驶着坦克战车，用机关枪向无数试图阻拦战车的市民和学生扫射。即使在坦克打开通路后，士兵们仍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开枪射击。目击者说有些装甲车甚至辗死那些面对反抗的群众而犹豫不前的步兵。
北京国际电台英语部深深地哀悼在这次悲剧中死难的人们，并且向我们所有的听众呼吁：和我们一起来谴责这种无耻地践踏人权及最野蛮的镇压人民的行径。
鉴于目前北京这种不寻常的形势，我们没有其它新闻可以告诉你们。我们恳请听众谅解，并感谢你们在这最沉痛的时刻收听我们的广播。[90]
英语部的节目负责人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吴学谦的儿子吴晓镛。事情发生后，吴即被调离、审查，整个英语部工作人员都作了检讨。[91]
6月4日早上，《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亦一则题为“北京这一夜”的消息：
本报6月4日凌晨五时讯，解放军报6月4日社论说：自6月3日凌晨开始，首都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
三日二十二时左右，军事博物馆一带响起枪声，戒严部队进城，从午夜到凌晨，友谊医院、阜外医院、北京市急救中心、铁路医院、复兴医院、协和医院和广安门医院等不断给本报来电话，告知收治人员的伤亡情况。
到截稿为止，戒严部队已突进天安门广场。
[92]
《人民日报》该日在新闻选材上亦曲线表达不满，其中国际新闻选用韩国光州事件，以粗黑体写上：“汉城学生绝食示威，抗议当局屠杀镇压。”关于波兰局势的标题为：“警告任何人都不要玩火”，副题为“波领导人指出选举是和解的伟大尝试。”关于中东局势的题目则是：“以军再次入侵黎南部，用飞机坦克对付平民。”而第四版是社会和体育版则分别报道“法官却枉法，诬告反被告，某法院院长被判刑四年半”；“四川一服刑罪犯竟当上人大代表。”一条关于残疾人运动会的报道，标题为：“不能被征服的人”。[93] 事后《人民日报》总社长钱李仁和总编辑谭文瑞都被撤职，编辑吴学灿被判入狱四年。
此外，6月4日当日负责在新闻联播节目中主持的薛飞、杜宪着一袭黑衣、以沉痛的神态进行播音。此后不久，两名主持人即被调离新闻联播节目组。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广播电影电视部一名副部长因“支持动乱”、带领中央电视台等部门工作人员示威游行被撤职。
[编辑] 中国各地区
在北京的学生运动通过大陆的新闻媒体传播，学生运动迅速发展到大陆各地。中国大陆很多地区都有学生和其他行业的人民上街游行示威，支持在北京的学生。因为中共中央没有一致的看法，各地方政府和单位在当时，对民运的态度都有所不同。有纵容，有支持，也有保持沉默。最后，因为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武力清场，在其他各地的学生运动，也因此而自行结束。并没有发生类似天安门的流血事件。
当时的中国大陆媒体也得到了一次少有新闻的开放和自由，他们的报道非常热烈。很多报纸杂志对于学生运动的报道都是非常积极，支持他们的运动。很多新闻媒体的工作人员，包括由共产党直接控制的，例如人民日报，新华社等等，甚至加入了游行队伍。但是后来随着事件的恶化，新闻媒体的报道从支持，逐渐转向和政府的口径一致。还有一些报纸因为言论太过激烈，而被关闭。
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的创办人及主编是一位70多岁的钦本立。这个刊物倡导民主思想。胡耀邦去世后的第四天(4月19日)，《导报》的编辑们举办了一个研讨会。钦本立认为研讨会的内容应该带有实质性的东西而不是一般的哀悼之词。这得到与会者的认同。会上戴晴谈到中国共产党七十年来的历史和几位总书记的命运。她说党的总书记都没有好下场，因为都是“非程序权力更迭”。4月20日，上海市委宣传部得知，《世界经济导报》将开辟专栏悼念胡耀邦。宣传部长陈至立随即告诉了江泽民。由于内容敏感，曾庆红与钦本立讨论第439期《导报》清样问题时，要钦本立删节五百字，主要是严家其、戴晴等人的发言。当江泽民和汪道涵硬压软劝要钦本立同意删节时，却发现十几万份报纸都已印好了，并且四百份已批发给个体报摊。此外，还有相同数量报纸直接送往北京了，最后才追回两万份，但已经造出影响。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后，江泽民召开的市委书记紧急会议。同日在有一万四千名党员参加的大型集会上江泽民宣布停止钦本立的领导职务，并决定对《导报》进行整顿。4月27日，江泽民派刘吉、陈至立负责的“上海市委整顿领导小组”进驻《导报》。撤除具有独立意识的钦本立《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职务的活动。上海有很多学生参加了罢课。
南京很多高校学生都到南京市中心鼓楼广场，新街口广场进行游行。在鼓楼广场的旗杆上，挂上了一个白旗，上书一个祭。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校长在六月二号，在全校大会上，发表了给北京的公开信，支持学生的民主运动。该校学生也去鼓楼广场参加了游行。同时，有些高校的学生为了让工人们也加入罢工，有段时间会到主要交通接口阻拦交通。在这段时间，由于学生运动，南京的公共汽车服务中断，对南京交通带来不便。
成都于6月4日清晨，武警对在市中心天府广场静坐的学生实施清场，冲突中武警打死打伤多人。整个白天大量军警与数万市民在市中心一带对峙，发生暴力冲突。市民向军警投掷石块、砖头，军警释放大量催泪弹试图驱散抗议的市民，并多次鸣枪警告。市民和军警都有多人受伤。傍晚以后，军警全部撤离，市中心一带处于无政府状态。天黑后，开始有人打砸店铺，进入附近的人民商场偷盗，后引起火灾。木结构的商场老建筑基本被烧毁，还波及附近多家住户。 马路对面的人民电影院也被纵火烧毁。前往救火的消防队也受到殴打，消防车被烧毁。
西安发生焚烧汽车等情况。
长沙发生打砸抢事件。黄兴路一带的很多私营商户被哄抢一空。
广州连日和平示威，直至接到北京镇压的消息，演变为骚乱。政府出动军警镇压游行民众，并发生大规模冲突，民间协助大批民运参与者从水路外逃。
[编辑] 大规模搜捕
六四镇压后，中共领导层保持约一个星期沉默，期间各种传闻散播，香港传媒甚至传出中国军队爆发内战的消息，有部队互相开火，中国政府并未澄清，全国各地仍有示威活动，抗议镇压。
直至6月9日上午，邓小平在党政高层陪同之下，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戒严部队高级干部并发表讲话，以此说明邓小平的党政地位未受动摇，全国惩治单位在各地采取行动。
以上海为例，自6月4日清晨起，复旦、同济、交大和华东师大等学生上街游行，并在全市42个地段设路障拦截军车，市政府通过电视电台警告学生不要以为政府软弱可欺，继续一意孤行，同时亦撤走十多个路障。翌日，三万多名学生上街堵塞122个交通道口，市区交通全部中断，郊区企业不足三分之一人上班。
这段期间，上海市政府与学生反复地设路障、清路障，6月6日晚上有五人拦截火车时被撞死，现场聚集3万人，有车厢被焚烧。7日，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工业大学等校有学生在学校礼堂、教学楼设置灵堂，上海传出戒严消息。
上海用电量由6月3日的6653万度电降至6月7日的6128万度，二轻、冶金、纺织、仪表、船舶、航空、电气等行业的997企业的职工缺勤迟到率为34.38%，12家企业全部停产，23家部分停工。6月8日，时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发表电视讲话，强调“上海不能乱”，并澄清决不在上海戒严，他说：“很多同志要求我们动用武装警察，甚至动用军队。我作为市长，在此郑重声明：市委、市政府从来没有考虑过要使用军队，从来没有打算实行‘军管’或‘戒严’，提出‘稳定上海、稳定大局，坚持生产、保障生活’。”直至9日，上海一方面发动工人清除路障，同时6000名学生在人民广场举行追悼会，参加者臂戴黑纱，抬着花圈，举著校旗，有秩序地进入广场，广场不断播出“北京惨案真相”，但随着公安部门大举缉捕学生，各地示威陆续终止。
6月12日，公安部发出“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分子的通告”，通辑全国民运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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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制止社会动乱的通告
北京市公安局搜捕“高自联”在逃分子通缉令
大规模的清算行动由此开始，6月12日公安部要求搜捕方励之、李淑娴；翌日“高自联”21名骨干学生被通辑，其先后为王丹、吾尔开希、刘刚、柴玲、周锋锁、翟伟民、梁擎墩、王正云、郑旭光、马少方、杨涛、王治新、封从德、王超华、王有才、张志清、张伯笠、李录、张铭、熊炜及熊焱[94][95]。6月14日，再颁布命令，搜捕工自联的韩东方、贺力力、刘强共三人。直至6月24日，公安部进一步通缉严家其、包遵信、陈一咨、万润南、苏晓康、王军涛、陈子明。[96]
同一时间，全国亦亦展搜捕行动。截止6月30日，上海143人据报向公安自首；拘捕273人，并声称“破获三个反革命集团和二起台湾国民党特务案”。上海“高自联”骨干分子、香港居民姚勇战（又名张才）在虹桥机场出境时被抓获。黑龙江、吉林、辽宁拘捕612人；陕西、山西、内蒙、四川、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亦1979人，其中贵州更宣称抓获流窜犯罪6035人，摧毁团伙222个。[96]
这些拘捕人士与“六四”并无必然关系，但因碰上严打严审的时期，量刑也被增加。相对来说，在这次大肆搜捕“反革命动乱分子”的过程中，环境最为宽松的当数广东省、海南省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96]
各地法庭则依据共产党的政策“从重从快”判决了一批社会上的“动乱暴乱分子”，一些人遭到处决并在6月10日起陆续以新闻方式告之。直至2007年，仍有至少十三名北京市民在押。[97] 对干部、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则处理相对轻一些。
六四事件发生之后二十日，亦即1989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除了从形式上确认免职赵紫阳、胡启立、芮杏文、阎明复等人的职务，同时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政治局常委，增补李瑞环、丁关根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李鹏同时主导对赵紫阳进行了批判，赵紫阳提出了详尽的辩护与反驳，为中共高层意见分歧留下明确记录。虽然赵紫阳此后不能再露面，但这次政治遗言仍确立他在民主运动中的地位。
6月25日，《人民日报》当日头版以红色大字以及四张图片报道十三届四中全会的消息。标题为：“党的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召开第四次全会”，副标题长达172字：“审议通过李鹏代表政治局提出 关于赵紫阳所犯错误的报告 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政治局常委 增补李瑞环丁关根为书记处书记 撤销赵紫阳的总书记 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员 中央委员和军委第一副主席职务 免去胡启立的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员 书记处书记职务 免去芮杏文阎明复的书记处书记职务 全会之前 中央政治局举行了扩大会议 为四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必要准备”。
[编辑] 逃亡与拯救
六四镇压后，大批参与六四的人士被通缉，大批学生逃亡，其中以香港发动的黄雀行动扮演重要角色。当中国政府6月13日公布“通缉以‘北高联’为首的21名民运领袖”后，香港人陈达钲及罗海星等人展开营救，先后营救133名人，当中吾尔开希、柴玲、封从德、陈一咨、苏晓康等从深圳、珠海、东莞、惠东、海南经香港中转至其他国家。至1989年10月，当行动的两位成员在湛江救援王军涛和陈子明的行动时被官方逮捕而终止。[98]
其中，王丹于89年7月在北京被捕，1993年2月获释，1995年5月再次被捕，1998年4月19日以“保外就医”的名义提前获释，流亡美国。[99] 在2007年底密歇根大学的一次公开演讲中，王丹谈到了部分学生领袖的现状，柴玲在美国创办了高科技公司，并被获准回中国[来源请求]经商，李录在华尔街做投资银行，王丹自己则打算在哈佛大学历史系取得博士学位后从事教书，如果政府允许则希望回国发展。[100]
王有才于1989年8月19日在浙江温州被捕，被判四年，因美国国务卿贝克访问中国，1991年11月提前获得假释。1998年在国内参与组建中国民主党而于1998年11月30日在同年第二次被捕，1998年12月21日被判11年，2004年3月4日以“保外就医”名义提前获释，直接从监狱流亡美国。现在伊利诺伊大学攻读物理学系博士学位。同时继续参与有关中国民主党的一些活动。柴玲于2009年美国的一个悼念六四事件的聚会上宣称她将要复出，继续为“平反六四”发声，并且打破了有关她与中共政府和解及经商的传言。[来源请求]
[编辑] 六四死难者
关于死伤情况，一般均认为死伤有发生于天安门以外。但对于天安门广场内和平请愿、手无寸铁的大量学生的死伤情形，则有不同说法：
[编辑] 中国政府官方
中国政府称天安门广场上没有死一个人，但在城外则有暴徒被击毙，有解放军士兵伤亡。[101] 当戒严部队抵达天安门广场时，广场内仍有数千学生留守在纪念碑附近不肯离去，再经游说后方肯撤离。
至于天安门广场以外，据当时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在《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透露，早于6月1日，已开始有工自联煽动的暴徒冲击北京市政府。暴乱持续至6月3日时，暴徒开始策划于第二天6月4日星期天发动更大规模的暴乱，促使中央于6月3日下午命令戒严部队进城。他称“在几天的暴乱中”“戒严部队战士、武警战士、公安干警负伤6000多人，死亡数十人”“有3000多名非军人受伤，200余人死亡，包括36名大学生。”在木樨地暴乱影片中可以看到[102]，军人手中有武器，反而挨打[103]。暴徒使用铁棍、铁链、菜刀、燃烧瓶、甚至喷火器进行破坏，陈希同继而指出，正如邓小平所说：“是因为好人和坏人混杂在一起，使我们有些应该采取的断然措施难于出手”。[57] 中国政府在事后不再谈论六四，亦严禁民间人士谈论[104]，中国政府则声称是“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取得镇压反革命暴乱的伟大胜利”[105]。
中国官方曾公布过一部份死难者，包括：刘国庚、崔国政、李国瑞、马国选、王锦伟、王其富、李强、杜怀庆、李楝国、王小兵、徐如军等等[106]，对于部份已确认被误杀的市民和学生，中国政府仅在2006年发放过唯一一宗补助金。[107]
周国聪 - 2006年其母获政府发放“困难补助”。[107]
刘国庚 -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在六四中死亡后获邓小平追授“共和国卫士”称号。
[编辑] 民间与境外媒体
大陆本地的媒体的报道大多不会猜测死亡人数，但港台及海外媒体的报导则多称死亡人数在千人以上，戒严部队死亡十多人[108]。网站《六四档案》将之称为“六四屠杀”或“天安门屠杀”。[109] 其他不同媒体也有不同的报道，从未能确定人数，到几千人不等。2009年3月香港《苹果日报》使用未经证实的消息报道，当年的武力驱散行动中，最小的遇难者年龄可能为3岁。[110] 一些独立媒体对此事件的报道为中国政府暴力镇压和屠杀和平示威的学生与市民。
[编辑] 个人报道
1989年吾尔开希提及死亡的同学最少数以千计，他的朋友亲眼看见同学的尸体放火烧了。清华大学某位老师形容，坦克车冲过来就压，压过去压回来。[111]
1989年6月8日柴玲的录音讲话提到:“有人说同学死了两百多，也有人讲整个广场已经死了四千多。具体的数字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但柴玲的说法普遍被指有误。[112]侯德建批评很多人说广场上有人死，但他强调他没有看见，又说如果我们真的需要用谎言去打击说谎的敌人，也许你的谎言会先被揭穿。
1994年丁子霖教授出版《六四受难者名册》一书指出，她自己的儿子蒋捷连跳窗离家经木樨地去天安门广场，在复外大街29楼前长花坛后被子弹击中丧生。她开始联合其他死难者的家长，组成“天安门母亲运动”，她们收集出一份死难者名单[113]，要求政府还其公道。名单包括约40名大学生、约15名硕士博士等研究生及几名中学生，总数比官方多出一倍。名单内186名死难者当中，有4名是被坦克压死，清场过程中军队亦曾向广场内学生开枪并杀死了学生，如中国人民大学学生程仁兴，被戒严士兵乱枪打死在广场中心的国旗杆下[114]；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硕士研究生戴金平，被枪杀于毛泽东纪念堂附近[115]。名单亦包括一名没有公布姓名的新华社记者。
蒋捷连 - 丁子霖教授之子，在前往天安门广场的路上被解放军枪杀。详细名单：六四死难者名单，目前能确认的共186名。
2009年5月20日时任新华社国内新闻部主任张万舒在香港出版新书《历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实录》，书中据当时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谭云鹤的话，此事件死亡人数727人，学生和群众死亡713人，军队死亡14人。张万舒根据史料和官方媒体，记录1989年4月14日至6月10日的情况。[116]
2009年5月郝建带领铿锵集记者拍摄4位六四死难者墓地，包括郝致京、袁力、段昌隆和王卫萍。[117]
[编辑] 世界各地的反应
六四事件后西方各国一致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且外交上不排除和中国决裂，与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复交，但持续不到一年，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现实情况，在与中国政府达成妥协的情况下，1990年，部分国家陆续恢复了和中国的接触和正常经贸关系，1989年以前的进行的军事合作则被全面中止。 [118]
[编辑] 华人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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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大陆民主运动措施http://zh.wikisource.org/wiki/支援大陆民主运动措施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发表声明：“为抗议中共以武力镇压大陆民主运动，呼吁全世界所有爱好自由，重视人权的国家与人士，对中共暴行给予最严厉的谴责。”对中国大陆同胞给予一切可能的支援，并与中共作彻底的决裂。国防部于当日下令“停休返防，全体国军官兵迅速进入备战部署。”
台湾民间也有游行，支持大陆学生民主运动。在六四前夕，台湾歌星们因此而创作了一个歌曲：历史的伤口。行政院作为支援大陆民主运动的特别措施，公布了四项措施，其中有：向放弃中国大陆护照（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在外国的大陆留学生和学者发放中华民国护照；向这些留学生和学者提供学费和生活补助。
英属香港：
1989年5月21日，文汇报在北京宣布戒严的第2日，以开天窗形式发表社论，刊登了“痛心疾首”的四字，对香港社会产生巨大冲击。
大批香港人参与多场大游行，并且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烛光晚会。1989年5月27号，香港演艺界在跑马地马场举行民主歌声献中华集会，30万人参加，发动募捐。当镇压发生后，5日清晨，中国银行出现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挤提，一日内被提走50亿港元；支联会原订8日举行全港罢工、罢课、罢市，但6日当晚有人在旺角闹市出现混乱，教育署宣布7日全港学校停课一天，同时行政局照会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取消“三罢”活动。港督卫奕信爵士形容流血事件是惨剧，感到震惊及悲哀。他同时认为，这个悲伤的时刻值得香港人反省。
澳门：
澳门总督文礼治发表声明：“这刻我认为适宜发表的谈话是：使用武力对付手无寸铁的群众是不可以接受的”。6月5日，中国银行澳门分行及属下银行出现首次挤提，当天被提走3.3亿港元。
新加坡：
新加坡政府对中国事态维持一贯态度：不予置评。另外，自翌日起，数以千计的新加坡人纷纷到中国银行挤兑。
[编辑] 国际组织
联合国：6月5日，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指事件令人“极为沮丧”，虽然联合国宪章规定不应干涉各国司法权范围内的事务，但他非常希望北京能保持最大克制。
世界银行：6月12日，世界银行原定于13日讨论向北京提供2.3亿美元的新贷款，但因应局势而延期讨论。
[编辑] 亚洲国家
韩国：5日，外务部表示“事件表示关注”，并希望“局势不致进一步恶化而能和平解决”。
日本：5日，首相宇野宗佑在首相官邸说：“我对戒严部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进行武力镇压造成重大伤亡一事不胜忧虑。期望局势能平稳下来。”同日，社会党、公民党、民社党发表谴责声明，并从六日起，日本三和银行、大和银行、住友银行、日本生命保险公司、松下电器公司、西武百货、三越公司等驻北京、上海、西安等地的办事处人员被指示回国，当天共1163人回国。6日，日本银行协会联合会宣布冻结给中国的两笔贷款，数额为1.45亿美元。7日，日本首相宇野指政府不能把枪口对准国民，并召见中国大使，转达政府的严厉见解。下午，外务省指“中国政府行为从人道上来说是不能允许的。”同日，中国戒严部队因向外交人员公寓开枪，3名日本使馆人员住宅遭枪击，外务省提出强烈抗议，当天有1774日人离京，同日官房长建议在北京的日本人避难，并实施两项政策：“一、通过红十字会提供药品等紧急援助；二、延长在日中国留学生的签证”。8日，通产省宣布把中国划为“特殊国家”，每宗货物均需要取得批准方能出口。20日，日本政府宣布冻结向中国提供的57亿美元贷款，这个行动“等于暂停对中国的一切援助”。
越南：8日，政府外交部发言人澄清，西方电台报道河内支持中国政府的行动“纯属捏造”。“这是中国的内政。发生这场流血事件是令人遗憾的。我们希望中国的局势正常。”
泰国：总理差猜·春哈旺声明：“对中国发生的事件表示遗憾。这是中国的内部事务，我们不考虑任何看法。”但他又说：“如果中国采取强硬路线的领导人居支配地位，就有可能使解决柬埔寨冲突的速度缓慢下来”。8日，泰国派专机撤回北京85名泰国公民，驻中国大使馆只留10名官员。
马来西亚：8日，首相马哈迪说：“我们无意干涉他们的内政。但是，我们对造成许多人死亡，尤其是造成许多青年死亡的战斗表示遗憾。”
巴基斯坦：联合国举行制裁中国决议的大会上，巴国驻联合国代表：“巴基斯坦国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主张，坚决反对联合国公开干预成员国内政，特别是干涉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事务”。巴基斯坦是当时仅有的支持中国政府的2个国家的其中一个。
印度尼西亚：8日，印尼政治及安全事务部长苏多莫说：“尽管最近北京发生了政治动乱，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关于关系正常化的会谈将继续下去”。
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夫人说：“我国对中国的政策依然如故。菲律宾驻北京大使馆仍照常工作。我们下达的指示是，确保我国在那里的公民安全并密切监视那里的事态发展。”
[编辑]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美国：6月5日上午，乔治·布什总统宣布暂停向中国出售武器、暂停两国军事互访、重新研究中国留美学生延期逗留申请、通过红十字会向中国伤者提供医疗援助、并检讨双边关系的其他事宜。中午，布什在白宫会见四名中国留美学生40分钟。5日，众议院以406票赞成，0票反对通过“谴责北京镇压事件，支持总统采取行动断绝同中国军事合作”；6日，参议院以100票赞成，0票反对，要求总统制裁中国，当中包括要求美国之音增设华语节目。同日，国务院宣布所有中国国民在签证到期后可留在美国。7日，因应戒严部队向外交人员公寓开枪，美国大使馆下令外交人员撤离，125人离开中国。8日，美国国务卿贝克说无法断定中国由谁人掌权，呼吁美国公民离开中国。同日，纽约市长郭德华宣布中止同北京的姊妹城市的关系，并建议纽约市第42街和第12大街的交叉路口命名为“天安门广场”。20日，白宫宣布美国政府要求国际金融机构推迟向中国提供新贷。1989年六四事件后，美国政府发放给1989年6月4日到1990年4月11日之间在美停留过的所有中国公民的绿卡，亦称为“六四血卡”。美国国会为此特别通过了《1992年中国学生保护法案》。
欧洲共同体（欧盟前身）：6月5日欧洲共同体执行委员会：“对于痛受折磨的北京人民遭到镇压表示遗憾”，并指要是中国改革夭折，中欧合作可能永久性受影响，并取消预定6月6日举行的中国联合委员会的高级磋商会议。6日，共同体12个成员国发表公报，强烈谴责武力镇压，对“悲剧极度震惊”，指“严重的动乱仍在继续”，呼吁“中国停止以武力对付北京和全国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立即寻求和平解决办法”，宣布中断中国与共同体的贸易。27日，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通过制裁中国，措施包括：
在适当的国际机构内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要求独立观察员能参加审判和探望犯人；
停止成员国与中国的军事合作和实行武器禁运；
中断双边部长级和高层接触；
推迟共同体与中国的新合作计划；
文化、科学和技术合作计划仅限于在有利改善目前状况的行动；
成员国延长中国学生的签证；
推迟批出新贷款。
加拿大：4日，加拿大政府表示对事件感到震惊，敦促北京停止“愚蠢的屠杀”。外交部长克拉克说：“中国政府不分青红皂白和野蛮地使用武力……我们对这种愚蠢的暴力行为和悲惨的死亡表示强烈震惊……我们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停止军队的野蛮屠杀。”
英国：5日下午，英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召见中国驻英临时代办宋明江“对北京流血事件极为震惊。”并决定“取消中国司法部长蔡诚对英国的访问”、“取消英国农业大臣约翰·麦格雷戈对中国的访问。”6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下议院说：“这场流血表明，共产主义总是随时准备以武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头脑单纯的人，……显然，（英国）不可能继续与中国保持正常来往”，并指看不出如何能与中国政府就香港前途进行接触。镜报集团于7日起停止在欧洲出版中国官方英文版报纸《中国日报》。
法国：6日，法国总理米歇尔·罗卡尔宣布冻结法中两国的各级关系，总统、总理及政府官员与中国领导人将不再有任何接触。7日，外交部宣布把驻中国的外交员减至最低限度，并指法中军事合作亦会中止。
西德：5日，联邦总统魏茨泽克说：“我不仅对动用武力表示最深切的遗憾，而且希望中国重新采取符合其人道传统的方法。”联邦外交部宣布西德与中国中终高层领导会晤，并已经与美、英、法协调一致的反应。联邦政府正式发表声明，呼吁中国政府不要再使用任何暴力，通过对话解决危机。8日，德中经济委员会秋季会议取消。
比利时：取消了预定6日两名国务部长与中国经贸部长郑拓彬的部长级会谈。
矗立在西班牙圣罗克公园一角的一座纪念和重现六四天安门事件的雕像（Jose Antonio Elvira作品），由阿维拉国际特赦组织捐赠 西班牙：5日，西班牙首相冈萨雷斯对事件“极担心”，“希望中国能够使其民主化进程达到终点。”6日晚外交部宣布冻结西中两国的高层接触。
奥地利：5日，总统瓦尔德海姆、总理弗拉尼茨基、外交部长莫克等相继发表谈话，“对北京事件极为震惊，要求中国领导人立即停止动用军队，和平解决事态”。外交部当日召见中国驻奥大使，让大使转交奥政府抗议，并取消欢迎正在奥国访问的中国司法部长蔡诚的活动，关闭奥钢联和爱林等公司驻北京代表处。
希腊：5日，希腊外交部发表声明：“对暴力冲突和造成的伤亡深表遗憾，希望中国的事件将不会导致民主进程走向绝境。”执政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最大的反对党希腊新民主党、希腊共产党、希腊左翼党、希腊民主党都于同日发表谴责声明，3000多名希腊人到雅典中国使馆抗议。
芬兰：5日芬兰外长佩尔蒂·帕西奥指“中国如此使用暴力令人无法理解”。“社会主义民主绝不是向群众动用装甲车，人民的军队绝不是向人民群众开枪”。同日，芬兰共产党主席阿尔莫·瓦尔斯特发声明谴责屠城。
荷兰：6日，荷兰外交部宣布冻结荷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6日晚，荷兰外交部宣布，荷兰王国已决定中断它同中国的高层接触。
葡萄牙：5日，政府声明指：“对北京发生的惨剧极度悲伤，坚决反对向手无寸铁的平民使用暴力”。7日，葡萄牙总理阿尼巴尔席尔瓦说：“我们对中国局势表示忧虑，决定派一名部长前往澳门安慰这块将于1999年归还中国领土上的居民。”
丹麦：7日，丹麦政府取消对向中国发放十亿丹麦克朗（约计1.5亿美元）的出口贷款及援款。丹麦议会外委会主席埃尔姆奎斯特说:“暴行必须停上。只有该国出现另一种政治气候时，援助才能恢复”。
瑞典：5日取消国防大臣卡尔松到北京的访问，取消前任中国国家主席、时任政协主席李先念对瑞典的访问。8日，瑞典外交部冻结对中国的援助。
瑞士：5日，瑞士联邦政府就北京事件向中国驻伯尔尼大使馆递交了一份照会，“呼吁采取克制和尊重人权，希望以对话替代武力手段”。
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总理霍克在电视演说中为死难者落泪，时取消访问中国的计划。
新西兰：6日下午，总理朗伊宣布：“内阁己决定请外交部长马歇尔召见中国驻新大使倪正建，告诉他新西兰政府对北京流血事件感到憎恶”，取消警察部长原定20日到中国的访问，并宣布暂停新西兰政府部长和中国政府代表之间的接触，呼吁国民不要去中国旅游。
巴西：5日政府声明指“对这个友好国家的人民和政府带来的动荡感到痛心。”这一声明打破了巴西不评论其它国内部事务的惯例。
[编辑]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阵营
参见：东欧剧变
苏联：６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关于中国事件声明”：“不管情绪有时是多么激烈，重要的是要耐心地寻找由社会团结目标所确定的相应的政治解决办法”，“中国目前发生的事件是该国的内政。其他方因施加压力的任何尝试都是不合适的。这种尝试只会激化情绪，而无论如何也不会促进局势的安定”，“我们衷心希望友好的中国人民能够尽快翻过自己历史上这悲惨的一页”。9日，苏联政府发言人格拉西莫夫说：“没有预料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极为惊愕。”“自从上周末北京发生暴力事件以来，就无法和中国首都进行电话联系”。15日，戈尔巴乔夫说：“我们都对中国的事感到十分不安。我们都在为这个伟大国家的深刻改革和改造的进程是否会中断而感到担心”，并指六四事件为国际局势改善带来负面影响。
东德：东德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指：“武力镇压反革命人士是对的。”
南斯拉夫：6日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声明指：“对所发生的悲惨事件和无辜的人员牺牲表示遗憾”，并忧虑中国经济政治改革被终止，“希望中国通过政治努力和公开对话消除危机，并同所有民主的进步力量一起保证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继续下去。”8日，南斯拉夫外交部长布迪米·隆查尔指“经济开放及其后果之间的冲突已经影响中国社会政治趋势，它们没有受到所有人同等程度的珍视”，“无论哪种发展思想在中国占上风，中国的事态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其国际关系，这个国家正面临着艰难的日子”。
匈牙利：5日，政府国务部长波日高伊·伊姆雷和外交部长霍尔恩·久洛指“北京事件非常令人遗憾，也向我们提出一个严重警告，我们必须采取一切措施，使任何一个政权都不能使用这种手段，去巩固保守统治地位和独裁统治。”匈牙利政府指“这一悲剧证明，在改革过程中，行使权力的政治家的忍让精神和为民族命运负责精神是多么重要，政府为建立保证基本人权的法律是多么必要。”7日，匈牙利政府指“用武器和暴力”毫无意义和不能解决问题，“尊重基本人权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事业和国际义务，任何国家都不能它看成是绝对的内政”。当日下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格罗斯发表声明，“一、我们强烈谴责暴力和兄弟之间的战争。这种方式同社会主义是不相容的。二、我真诚地希望，理智将占上风，并尽快回到和平建设的道路上。”
在波兰弗罗茨瓦夫市的一象征这场人民抗议事件的象征性雕塑——被坦克压扁的自行车和坦克行进痕迹 波兰：6日，波兰政府发言人：“波兰社会和当局以深切关注的心情得悉在北京发生的悲剧性事件。我们对死伤者的家属表示最真挚的慰问。”“我们相信，中国人将跟过去一样不诉诸武力……理智和现实主义将占上风，中国的改革进程和它的国际地位将不遭到削弱。”波兰传媒连日来以显著篇幅报道北京局势。13日，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说：“中国是幅员辽阔而神秘的国家。我只能对发生的事情感到遗憾。”关于军事管制，“只有当国家的基础本身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才有理由作出这样一个决定。”
[编辑] 对中国的深远影响
[编辑] 事件定性
中国大陆政府对事件的评价从“动乱”演变成“暴乱”，随后又降为“风波”。其中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称为“社会动乱”；六四戒严指挥部清场时称为“反革命暴乱”；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称为“严重的政治风波”，后统一为“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或“八十年代末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十余年来党政领导人几次公开面对海外媒体对“六四”平反问题的质询，但并未正面评价当时的措施。
事件被中国大陆政府刻意淡化，至今仍严格限制有关六四的议论，对死难者家属的私人悼念活动也进行干预，每年6月4日前后天安门广场亦会加派警力。[119]。2005年赵紫阳逝世时，官方新闻稿也没有触及“六四”二字，只说赵犯了政治过失。至今六四事件仍是中国大陆的政治禁忌。
在中国共产党机关报纸《人民日报》的官方网站人民网也有对“1989年政治风波”的简要描述。[120]
[编辑] 平反六四
平反六四是民间不满官方对六四事件的评价而作出的要求。自事件发生以后，此呼声一直存在，周年时尤甚明显。而于2002年6月，当时为台北市长的马英九曾谓六四不平反，则没条件谈两岸统一；文化局长龙应台则表示，六四不只影响中国的命运，还有世界秩序的重建。[121]至于要求中共平反八九民运的组织—“天安门母亲”就要求中共彻查事件真相、正面评价八九民运、释放被囚民运人士、就事件负上责任、向公众道歉、向死者家属及伤者赔偿等。[122]
[编辑] 经济改革
1989年中国已实施门户开放政策满十年，外界关注六四后中国会否收紧经改步伐，当时李鹏主张把每年增长压缩在6%，32名资深党员更建议取消所有经济特区，但邓小平指：“意识形态取代不了米。”1992年邓小平到深圳、广东、珠海及长江三角州一带“南巡”，表明继续维持改革的方向，并说：“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
南巡促进了国内的改革进程和社会发展，当年GDP增长即达到了最高的12.8％，并且从此一直保持了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发展速度。他亦把胡耀邦和赵紫阳下台的原因，归究在“政治犯错”，而非他们加速经济成长的方法。迄今为止，中国大陆大致保持经济开放、政治保守的格局。
[编辑] 意识形态控制
在加速经改的同时，邓小平开始调整中国的意识形态，扭转倾倒西方民主的思潮。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自此“走向富裕”成为六四后最显著的思潮，“发展是硬道理”成为压倒一切的方针。
中国民族主义的情绪亦得到政府的支持。1993年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期望在这个具象征意义的年份展现新中国的气象，加强国人的自豪感，随着北京败于悉尼，中国政府被指把[谁？]国内不满情绪，转化成对他国的控诉。[来源请求]美、日等国政府一直声称中国鼓吹民间的反美、反日情绪，让国内不满情绪透过民族主义宣泄；中国一直否认有关指控，但在六四后，民间于千禧年前后出现的最大游行，分别针对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以及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等国际议题。
原先使用的中国大陆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完全没有描述六四。北京学者陈子明翻阅了自己儿子的高中历史课本，发现这段历史已经消失了：“从82年的立宪，又讲了84年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再下来就一下跳到1998年的村民村委会组织法。”有人认为这种做法实际上完全违背了司马迁所开创的修史传统。六四死难者的家属丁子霖认为，“教育家和历史学家这样描述记录历史，误导下一代，无疑是一种犯罪。无论搞教育的人来说，还是搞历史的，从事历史专业的人来说，真的，这都是一种犯罪。日本人杀害了很多中国人，应忏悔。但是我们自己对自己同胞的残害，北京大屠杀，六四大屠杀，又是20年一贯制地掩盖真相。这是犯罪，政客在犯罪，这么多搞教育的人，搞历史的人，为了同当局保持一致，太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也是对历史的一种犯罪。”[123]
现行的中国大陆一些修订后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在文字中简要提到了六四，没有进行详细的描述，“1989年发生严重的政治风波，有人对改革开放存有疑问，对社会主义的前途信心不足，对党的基本路线产生了动摇”[124]。在实际教学中，历史教师对此会进行讲解和补充，但程度不一。
[编辑] 政治演变
民主运动，反腐败，反官倒的运动被镇压，共产党为了延续自己的统治，不得不做出改正。六四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对“七项原则”，其中包括根除腐败以及党内裙带关系，随后2年实行不同条例以限制官员们范围广泛的特权：新年宴会降格为茶话会；旅行受到限制，不许在风景胜地召开会议（其后有关建议于9月生效）；禁止公车私用，购买昂贵的进口轿车；削减年终奖金和发放物品等。尽管这些措施有一定成效，但有看法认为这类措施因为是共产党自己设定，自己监督，所以根本就没有办法做到公正。在中小城市，政府部门公车私用，购买昂贵进口轿车的现象仍然严重。腐败现象依然大量存在，多名中国贪官逍遥法外。近年来，也有很多贪官污吏在任职期间利用权力之便，将自己的家属移民到美加澳等国，取得国籍。随后将自己的贪污赃款以家属合法收入或以海外投资等方式，转移国外。这些官员一旦觉得自己的贪污行为就将败露，就会以投亲名义（有的官员甚至在任职时就取得了海外居住权），逃亡海外，逍遥法外。相关内容看，中华人民共和国贪污案件。
1992年人大会议讨论长江三峡工程，虽然方案得到李鹏及多名老干部支持，但2588名人大会议成员投票时，赞成票仅得68.27%，共1767票，有177投反对票，644人投废票，数人甚至弃权，这一情况自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立国后所仅见。同样地，人民过去选举地方干部时，大多依从中央指定的候选人，但有几个地方却自行选出更受民众欢迎的代表。少数农村开始实行由村民选举领导人的方法。2001年2月14日，辽宁沈阳人民代表大会否决了人民政府、人民法院的2000年工作报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然而，即使到今天，政府的管制仍然严格，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改变。
[编辑] 言论和行为管制
在大部分情况下，媒体不得刊载六四内容，六四后有北京市民曾公开接受西方媒体采访，谴责军队屠城，中央电视台辑录了该片段，并呼吁全国寻找这名反动份子，该市民最终被捕并判刑。大部分民众在事后保持沉默，不愿发表对六四的任何意见[48]。许多中国80后的年青人不知道有此事的发生，一些人甚至因文章中出现“六”“四”或“6”“4”等相关数字而受到牵连[125]。
谷歌、雅虎等海外网站的中国版受到中国政府的压力，不得不屏蔽一切有关六四及其他政治敏感的网页。2007年6月4日，《成都晚报》的一个年轻女职员因未了解六四事件的相关历史，当有人要刊登“向坚强的64遇难者母亲致敬”的广告，并且告诉她是一个矿难。她就批准刊登了。结果导致一名副总编辑，二名编辑，和《成都晚报》广告部四名职工全部被解雇。[126]；2008年的香港维园六四烛光晚会被CCTV描述为香港市民悼念汶川大地震死难同胞[127][128];2008年7月24日《新京报》刊登了一张六四事件照片遭下令在市面全面回收。[129]
在严格的媒体管制下，中国政府一直宣传六四事件是外国势力混入学运，意图挑战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外国势力”借助民众热情，配合中国一些政治人物，以图利用学生推翻现政府从而掌权，建立一个顺从于西方社会的政府。苏联解体后，部分民众也认为如果没有平定动乱，中国也会像苏联般瓦解。国内也有一定数量的声音认同“稳定压倒一切”，批评激进的学生只会令社会不稳。[130] 当论述中偏离这一观点时，言论一般会受到封杀。
然而多年来不断有人突破限制，通过各种渠道表达对六四的看法。最早披露SARS爆发的蒋彦永因为在2004年上书中国人大要求为六四正名，从而被软禁后加以监视。[131][132]
2009年，六四20周年来临前夕，同时又将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国庆庆祝仪式，“中国政府加紧了对异议人士的控制”[来源请求]。
[编辑] 群众运动
六四后中国调整了一系列应付群众运动的措施，89年后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事件绝迹。江泽民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我们应当从这件事中吸取一些教训，正如中国一句谚语所说的‘吃一堑，长一智’。”他指防暴应由警察负责，而非军队，有必要进行更好的防暴训练，并使用橡胶子弹等非致命武器。
1999年，北约炸毁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后，北京出现自六四后最大的示威，政府沿路派出警察维持秩序，并未有拦阻示威人流；2005年北京反日示威上，政府亦依这一方针处理。中国官方称这些游行为爱国主义[133][134]，外界质疑这是中国政府在将矛头转以民族主义表达。[135]
但迄今，中国大陆仍未解除对示威的限制，全国各地屡有发生“群体性事件”，少数酿成严重的冲突，但大部分事件都没有报道，少数被曝光的则受到各级政府的限制及诱导式的报道，例如以“不明真相的群众被‘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煽动”等用语予以概括，有大量失实成分。但近年来由于社会舆论尤其是互联网舆论的发展，一些示威开始得到了大量报道，例如“石首事件”。迄今为止，并未有如六四事件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力的示威事件。
[编辑] 香港的反应
移民潮
六四引发港人大规模的移民潮，这批新移民所带来的庞大现金储备和税收，为移民目的地的经济重新注入活力，其中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籍著香港移民的资金而改善经济，并吸引更多亚洲移民。
政治对立
原本倾向中国政府的一批政界人士，一部分在六四后与政府分道扬镳，埋下香港人与中国政府之间的不信任，其中包括香港主要政党之一香港民主同盟(港同盟，民主党前身之一)于过程中诞生，而过去一直强烈支持中国政府的知名人士如支联会主席司徒华亦成为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人士，而查良镛(金庸)则在1996年成为筹委会成员。
民潮转向对立
六四亦令大专团体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学联）的政治方向转变，由亲北京立场转为与北京对抗，并主导香港的学运方向。为抗衡学界的抗争，亲北京阵营在商人资助下成立“学协”，意图改变学运的方向。
民众运动
当时香港民间发起了三次超过一百万香港市民参与的支持北京学生运动的六四游行，是香港开埠以来最大型的政治活动，透过游行示威争取权益在香港普及起来，每年都出现大大小小的游行。其中较显著的包括2003年7月1日的香港七一游行。每年支联会亦会举行烛光晚会，悼念“六四”死难者。
教科书淡化历史
1994年，香港前教育署长黄星华，建议出版社不要把“六四事件”编入历史课本。书面声明称：“教育署与有关的出版商会晤后，出版商亦同意教育署的看法，认为发生于20年内，特别是尚未有足够的时间，待有关事件获得客观的分析、鉴定和评估，才能落实，相隔20年的时间应是一个合理的界限。”多年来，会考也没有出过六四试题。2009年，立法会教育界议员张文光查阅4本9月新学年实施的新高中学制的新历史课本。发现教科书都淡化当年中国政府的血腥镇压及暴力。将当时的责任归咎于在天安门广场学生，称政府做法是无可奈何。也没有描述军队出动坦克，枪械，进行镇压的经过。只采用“清场”或“武力干预”的词语。[136]
行政长官论调
2009年5月19日，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回答立法会议员对于平反六四的要求时指，六四事件发生已有20年，国家发展为香港带来繁荣稳定，香港人对国家的发展有客观的评价；他自己的意见就是代表香港人的整体意见，而香港人的意见亦会影响到他的意见，他声称自己感觉到香港人是有这样看法。议员补充追问：“是否经济搞得好，就可以不承认杀人呢？香港为了分享利益，是否就应该埋没良心呢？”曾荫权说：“我的意见是代表香港人整体意见。”曾荫权的言论在香港各界更引起极大的回响，大多数市民都认为曾无权代表全香港的市民。立法会议员梁国雄更宣称曾荫权强奸民意，要求曾荫权收回言论，但当时曾荫权坚持他的意见是正确。言论引起泛民主派议员不满并离场抗议。其后曾荫权承认自己用词不当，并向全港市民道歉。[137]
[编辑] 不同看法
2009年，广东副省长在会见香港立法会考察团时拒绝回答六四问题。同年5月19日，中国大陆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到中国政府对六四事件看法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措辞谨慎地答道：“关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在中国发生的那场风波和所有有关问题，我们党和政府早已有了明确的结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事实证明，我们所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心声。”[138] 香港立法会议员大胆的批评政府的官方说法，指她“有钱便可杀人”。[来源请求]
[编辑] 二十年后
20年后香港的维园六四烛光晚会中国大陆在经历了“六四”二十年后，当年提出的民主化改革有进步，但仍是一党专政，基层尚没有实行民主选举，中国经济大幅增长，但部份工人与农民的利益受到了地方政府及财团的侵害，部分地方政府与财团相互勾结。贪污较为频繁，中央对贪官污吏的惩治不足以使所有人民满意。
香港特首曾荫权与亲建制派认为香港人应该忘记“六四”，香港泛民主派则坚持“毋忘六四”。民间则有不同看法，多数人则不同意忘记“六四”，但不应太过执著于此事。由于教育部门淡化六四事件，香港新一代对此认识不深。[139]
根据香港电视于六四前的多个新闻纪录片，很多学生领袖都表示，他们在当年“支持中国共产党、支持社会主义”，因为热爱共产党才发动学生运动，最后却被污蔑为“反社会主义、反中国共产党”，而感到无奈。现在他们都很渴望回国，但即使回到国内也仍会坚持发展中国的民主。[140]
但一些被访问到的知识分子的指，中国共产党因为要杀人灭口，而被迫逃亡。许多参与学运的工人，都被驱逐出境，至今无法回国。[140]2009年中国大陆各大城市从6月3日开始，明显加强了警力，四处巡逻、搜查可疑人物，对相关异议人士（如穿着黑白色、89、64等衣服或手持蜡烛）进行监视、盘查、拘禁。[来源请求]大陆城市没有抗议示威活动出现，天安门有大批民警与武警搜索进出天安门人们的物品，北京市面相当平静。[来源请求]但是早于清明节，广州已有部分受监视之人士，进行了私人式的纪念聚会。部分大陆博客服务商拒绝用家上载名称中带有64、89的图片文件。[141][140] 同时某些网站（如人人网）对64、20等与六四二十周年相关的数字进行临时屏蔽。同日晚上，香港如常于维园举行六四烛光晚会。维园六个足球场、旁边草地以及篮球场坐满了参加者。支联会表示有15万人参与，但政府则称有62,800人。[140]
[编辑] 相关影视书刊
[编辑] 中国大陆政府查禁作品
电影《颐和园》，2006年，电影《颐和园》因为故事情节涉及到六四事件，因此在中国大陆被禁演。2006年9月1日，中国大陆的电影局规定导演娄烨和制片人耐安一起 ，5年内不得拍片。[142]
《六四诗集》，美国博大出版社2007年5月初版，ISBN 962-86907-8-7
书籍《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2007年7月，《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在美国洛杉矶华人书店开始发行。
《改革历程》赵紫阳录音回忆，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5月29日初版，ISBN 978-988-17202-7-6，英文版"Prisoner of the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 of Premier Zhao Ziyang"（字面翻译“国家的囚犯：赵紫阳总理的秘密记事”）ISBN 978-1-4391-4938-6，台版《国家的囚徒：赵紫阳的秘密录音》，时报文化 2009年6月8日初版，ISBN 978-957-13-5052-3。
《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吴仁华 著，美国真相出版社2009年5月初版，ISBN 978-0-9823203-8-9
[编辑] 大陆部分出版
《惊心动魄的56天》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 编，天地出版社1989年8月初版，ISBN 7-80068-096-7；香港注释本由天安门民主大学海外复校计划香港筹备处 注释，青文书屋1990年6月初版。
《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材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初版，ISBN 7-208-00709-8
《五十天的回顾与反思》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8月初版，ISBN 7-04-002769-0 /Z.16
《70天大事记─胡耀邦病逝到赵紫阳解职》共青团北京市委 编，北京出版社1990年6月初版，ISBN 7-200-00991-1 /D.44
《北京风波纪实》〈北京风波纪实〉编委会编，北京出版社1989年8月初版，ISBN 7-200-00926-1
《1989'北京制止动乱 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 编，北京日报出版社1989年8月初版，ISBN 7-80502-339-5 /D.31
《维护宪法尊严 稳定国家大局》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89年7月初版，ISBN 7-80078-007-4 /D.07
《戒严令发布之前──4.15-5.20动乱大事纪》乔 初编，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年8月初版，ISBN 7-80036-200-0
《坚决拥护党中央决策 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6月初版，ISBN 7-5065-1107-X /D.108
《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6月初版，ISBN 7-216-00361-6
《戒严一日》张元发 等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0年11月初版，ISBN 7-5033-0182-1
《京华风波纪实》新星出版社1989年初版，ISBN 7-80085-018-8
《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解放军画报社 编，长城出版社1989年7月初版，ISBN 7-80017-102-7
《难忘的两个月──征文获奖作品集》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2月初版，ISBN 7-5402-0197-5
《风波后的反思》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委员会《风波后的反思》编写组 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8月初版，ISBN 7-5633-0540-8
《叛逃“精英”海外言行录》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中国教育报社 编，教育科学出版社1990年10月初版，ISBN 7-5041-0609-7
《亡命“精英”其人其事》赵望、许宁然 等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5月初版，ISBN 7-5006-0684-2
《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法律问题解答》北京市司法局法制教育教材编写组编，北京出版社1989年8月初版，ISBN 7-200-00925-3
《共和国卫士英烈集》中国教育报社、北京戒严部队 编，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89年8月初版，ISBN 7-80071-147-1
《中国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 张岂之、杨先材卷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7-04-009152-6
[编辑] 书刊
Calhoun, Craig. 1994. Neither Gods Nor Emperors: Students and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Davis, Deborah, and Ezra F. Vogel. eds. 1990. Chinese Society on the Eve of Tiananmen: The Impact of Reform.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Public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大卫‧艾克斯等著，1990，未完成的民主运动：Time杂志诠释的六四事件，谭克强等译。台北：时报。
季季主编，1989，鲜血流在花开的季节：六四历史的起诉书（1989）。台北：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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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Xinyong. 1996. University System and Campus Life: Prerequisites for Student Movements in Contemporary China. Ph.D. diss., Syracuse University.
Weller, Robert. 1994. Resistance, Chaos, and Control in China: Taiping Rebels, Taiwanese Ghosts and Tiananme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战争机器搜索群编，1990，历史如何成为伤口？“六四”的非官方说法。台北：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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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 Dingxin. 1995. Reform and Discontent: The Causes of the 1989 Chinese Student Movement. Ph.D. diss., McGill University (Canada).
杨继绳，2004年11月初版，《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香港：特区文化图书有限公司。ISBN 962-675-803-1
邹谠，1994，《二十世纪中国政治》，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张良（化名）编，2001年，《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ISBN 962-8744-36-4。英文版 The Tiananmen Papers，Little, Brown & Co 出版，ISBN 0-316-85693-2 。该书是据说偷运出中国的最高层文件档案复印件的收集整理，中文版的内容大约是英文版的三倍，声称是党政机关文件的原文，英文版额外加入注释。英文版编者Andrew J Nathan，Perry Link，Orville Schell，当时分别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普林斯顿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新闻系研究生主任，而且都有大量中国研究的著作。
六十四名香港记者编著，《人民不会忘记──八九民运实录》，香港记者协会1989年9月初版，2009年5月再版，ISBN 978-988-97622-4-7
陈炜恒著，八九民运回忆录，摘自澳门华侨报2006年6月1日至7月20日连载
人民日报缩印本（1989）
半月谈合订本（1989）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库恩，R.L.，(2004年)，《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
《六四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江棋生（ 北京独立作家） 著。
《历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实录》张万舒 著，香港天地图书2009年5月20日初版，ISBN 978-988-219-050-4
《六四日记》封从德 著，香港晨钟书局2009年5月初版，ISBN 978-988-17804-8-5，台版由自由文化2009年6月出版，ISBN 978-988-17804-8-5
[编辑] 纪录片
《天安门──六四事件》（Tiananmen Square Protests）
2006年，《前线：坦克人》（Frontline: The Tank man），由美国公共电视台（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制作。
[编辑] 歌曲
主条目：六四歌曲
[编辑] 相关人物、组织
[编辑] 学生领袖
封从德，北大学生，北大筹委会常委、北高联主席，及绝食团和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
王丹，北大历史系本科生，在吾尔开希之后、柴玲之前领导北高联，他未能逃出大陆，被判监禁，于1997年保外就医
柴玲，北师大儿童心理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绝食发起者之一，天安门广场绝食团、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
吾尔开希，北师大学生，绝食抗议期间曾与李鹏会面
郭海峰，北大学生，北京大学团结学生会创建者之一
赵长青，曾经担任外高联联络部的秘书长。
王有才
熊焱
周锋锁
张伯笠
沈彤，北大学生，北大筹委会常委
[编辑] 中共和政府领导
胡耀邦，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改革派代表人物，1989年4月15日病逝，全国举行悼念活动，从而成为六四事件的导火线。
赵紫阳，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对学生表达理解，反对以武力镇压，事后拒绝认错，被软禁至2005年逝世。
邓小平，时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中共元老之首，是当时中共和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六四清场行动的幕后决策者。
陈云，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职务，分管组织人事，中共元老之一，是当时中共和中国实际上的第二号领导人。六四时召开中顾委常委会，促成元老们同意清场。
杨尚昆，时任国家主席，曾提议与群众对话，他最终表明坚决支持邓小平。六四后曾劝说赵紫阳“认错”。
李鹏，时任国务院总理，保守派代表，发布戒严令，亦有指他限制内部资讯，游说邓小平等元老下令军队清场。[143] 李鹏由于其姿态、言论，是六四过程中最被学生敌视的目标。
万里，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六四前正出访加拿大，群众曾寄望他以法律凌驾元老会议的决策；多份资料均指万里在国外的发言引起邓小平疑虑，要求他先抵上海，查察其政治取向后终获准返京。[144][145]
李先念，时任全国政协主席，六四时公开表态支持中央决定，称事件是因为极少数人制造复杂局面。
袁木，时任国务院发言人，在六四后声称北京没有死过任何人，“袁木”二字在境外被一些人当成“谎言”的代名词。
陈希同，时任北京市长，支持戒严及镇压等，1995年被控贪污四千万元人民币入狱，1998年，被判有期徒刑16年。
江泽民，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六四后获邓小平信任，并接任总书记一职，后成为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
朱镕基，时任上海市长，江泽民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后，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先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总理。
温家宝，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曾陪同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慰问学生，经历三代总书记，其中两人被撤换，自身仕途未受影响，2003年接替朱镕基出任国务院总理。
[编辑] 知识分子
侯德健，台湾校园民歌歌手，发起“六二绝食宣言”声言绝食72小时，后被驱逐出境
北岛，诗人，多次联署要求中共实施政治改革。
严家其，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
戴晴，著名作家，叶剑英之养女。
刘晓波，原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
丁子霖，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儿子蒋捷连遭戒严部队所杀，天安门母亲运动组织发起人
方励之，六四以后，被美国领事馆保护，最后抵达美国
[编辑] 其他人物
钦本立，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
薛飞，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主播
杜宪，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主播
[编辑] 相关组织
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北高联”（该组织成员所用）或“高自联”（中国政府所用）
北京大学
中央美术学院
中国中央电视台
北京国际广播电台
新华社
人民日报
世界经济导报
[编辑] 参见
维园六四烛光晚会
民主歌声献中华
中国民主运动
天安门母亲运动
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
六四内部日记
李鹏下台嵌字诗
六四诗集
六四歌曲
北京之春
中国互联网维护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被禁出版物列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被禁影视作品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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